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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坚决反对“三自一包”,试析乌托邦情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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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综述：应学俊 来源：本 站 本站编辑发布 （本页浏览:人次） | |
在1962年8月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忍无可忍,对所谓“三自一包”——即所谓“单干风”猛烈开火了。后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乃至 “文革”的发动，皆可追溯于此。而正是从这次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及其观点，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到毛的“乌托邦”情结，看清毛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 举“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神器，向“三自一包”开火
在这次会议上，毛声色俱厉——
“1960年以来，不讲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这就是说，以个体、家庭为单位承包生产定额（所谓单干）就是“资本主义”，大家必须在一起大呼隆集体出工干活，要穷一起穷，要富一起富，这就叫“社会主义”。
（参阅视频：【凤凰/腾飞中国60年】1961年纪事：“一包就灵”与所谓“单干风”）
有了上面的前提，逻辑便推到了这里:“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呵呵，还有谱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话无疑是随口任性之语，毛可以这样任性吧。
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氏乌托邦平均主义“社会主义”理念，从1965年拍摄上映的电影《青松岭》中，可以得到具象式解读。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就是《青松岭》的主题曲,在影片中，谁会动脑筋、多吃苦“发家致富”,谁善于经营,就是搞“资本主义”——而这些人的“阶级成分”，大多被描写为1949年前的“富农、富裕中农”等，而他们一定都是想“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阶级敌人”（似乎“贫下中农”都是热心毛式社会主义的）。这部片子是人为图解“毛泽东思想”的好例子。而“文革”后的反思电影《芙蓉镇》，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社教运动（四清）”到 “文革”这段历史。有兴趣可以点击一览。
§ 令毛泽东愤怒的“三自一包”究竟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所说的“单干”或曰“包产到户”，就是指后来被称为“三自一包”之“一包”的做法。
所谓“三自一包”，是1959年前后开始直至1963年前后，为度过“大跃进”导致的极端经济危机、全国大饥荒，中央一线领导（刘、邓、周等）默许一些省和地区自发的要求，目的在于恢复生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解决吃饭问题，渡过难关。
具体来说,“三自”是指：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一包”即所谓“包产到户”。具体如下：
1、“自留地”——并非刘少奇提出的，而是允许恢复罢了。事实是：“自留地”是我国农村在合作化以后实行的政策，即农民在加入合作社（包括后来的 “人民公社”）以后，按政策规定分配给农民长期使用的小块土地（没有这样的土地，农民连平时吃点青菜萝卜都不成，更不用说稍有点产出换点钱贴补家用），是多小的土地呢？1955年11月公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规定：每人自留地最多不得超过当地人均耕地的5%，亦即从100亩地中拿出5 亩按人头分给农民自种自收自营。在自留地上所种作物的收获全归个人，不纳农业税，作为农民平时副业的补充收入。（在牧区、山区则有“自留畜”“自留山”等）。
这项政策其实毛泽东一直并未反对。但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高潮的1958年，举国上下已经被毛泽东“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弄得不知所之了，毛泽东高兴地认为“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农村盛行全村的“大食堂”，吃饭不要钱，有些地方还将农民集体住宿，军事化管理，部分地区甚至试行了“工资制”（发了一两个月工资，便无以为继了）,认为这就是“共产”了，即所谓“刮共产风”，认为“共产主义”指日可待。无疑，这是乌托邦式空想社会主义的造孽。在这样的形势下,“自留地”在许多地方被完全收回（但中央并未有正式文件规定）。
所以在“大饥荒”以后，在调整国家经济政策时，中央一线领导按原规定重申“允许保留农民的自留地”。当然，在毛泽东这次狠批“单干风”后，1964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亦四清）”，“自留地”被说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尤其对会动脑筋会致富的农民，一些地区又取消了自留地。但也有一些地区按照中央原正式文件规定，保留着“自留地”，直至“文革”,自留地在许多地方也并未完全禁止得了，只是面积被缩小得更多，仅够种点青菜了。
“自留地”，就是在这样收收放放中尴尬地、既合法又挨批地纠结而稀里糊涂地生存着。农民没有自留地，平时连吃点青菜都困难，地里长不出人民币，没有自留地和自由买卖，农民买油盐酱醋的钱也无处可寻，这就是“自留地”和自由买卖在尴尬中顽强存在而无法完全消灭的原因，也是中国农民长期困苦的原因。
2、“自由市场”——有了自留地，自留地里的产出物除了自己吃用，必然需要贸易交换，这就需要所谓“自由市场”（如当下农村的集市贸易），不可能三个五个鸡蛋都等着政府来收购（而且价格没商量）。
而“自由市场”也并非刘、邓等人的创造，也是由中央正式决定允许存在的。只是由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使得“自由市场”禁禁放放，既合法，又时时挨批。
事实是：1953年，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对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实行“统购统销”,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原则，“自由市场”一度取缔，所有商业活动由政府办的供销社经营。这无疑是行不通的，没有集市贸易，农民自种自养的农副产品如何换钱？五六个鸡蛋也得跑十来里路卖给官办供销社？所以1956年中央再度开放自由市场，除“统购统销”物资外，允许适当自由贸易。
但是，到了1959 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毛大搞“反右倾，鼓干劲”，农村“共产风”再起，自由市场又被取缔，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可大饥荒的局面太过危急，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毛默许刘、邓等一线领导调整经济政策，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还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了“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家庭副业，可以将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拿到集市上出售。”党中央关于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方面的政策，用条例的形式加以固定下来。
可到了1964年“社教（四清）”运动，大批“资本主义”，自留地、自由贸易、农民勤劳致富都成为批判对象，甚至开斗争会（可参见前面说到的电影《芙蓉镇》）。“文革”中，虽并未发文取消自留地、自由市场，但那是个不需要法制的时代，只要有毛的讲话，工作组可以随时随地强制割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收缴自留地的劳动所得“充公”。
3、“自负盈亏”——这是与所谓“包产到户”相连的。既然包产到户，等于“承包”了产量定额，多打多收的归农民个人支配，自然也就需要“自负盈亏”了。此外，在大跃进中，城镇国营企业基本不再搞成本核算，提出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一切为大炼钢铁、大跃进让路、服务，大量企业出现严重亏损，欠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为此，陈云提出要加强成本核算，企业要“自负盈亏”，刘、邓中央领导均表示赞同。
4、“包产到户”（也有的地方是“包产到队、到组”）——这是在我国发生大饥荒、经济极端困难时期，一些地方的农民为了渡过难关，自主和自发的一种农业经营管理行为，实际上就是包工包产的一种责任制；土地还是集体的，经营管理权也在集体，个人承包的只是生产和产量定额——对农民的刺激或者说好处是：完成产量定额，余下的可以为农民自己所得，农民可以看到只要辛勤付出就会有所得。它责任清楚，多劳多得，不会让懒汉浑水摸鱼，极大地激发了每个农民的积极性，也易于管理。
其实，早在“人民公社”前,为了调动生产积极性，就有合作社试行过“包产到户”,但很快被毛泽东批评，推行这一办法的干部被打成右派，受到严厉处分。在“大跃进”中，有的地方解散了“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允许农民自己回家起火做饭，毛对这些地方领导是严惩不贷的，直至省级领导，毫不手软。可见毛对乌托邦式“社会主义”的迷思到何种程度，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及“共产风”的强制推行力度何等之大！谁“挡道”，谁稍有不同意见，就“拔白旗”，就斗争、处分、撤职查办。此外，除“反右运动”打压党内外不同意见外，在1957年、1958年，在全国开展了“全民整风”运动，（参阅《1959年毛泽东关于右倾机会主义问题的批语》） | 另见左侧链接中央有关指示）
而到大饥荒时，农民再次想用这样的“包产到户”方式，在交足国家的、集体的以后，余下便归自己，多收多得，使自己辛勤劳动能获得一点看得到的利益——安徽一农民在饿得要外出逃荒时就和前来视察的省委领导说，给我几亩地，我自己种，保证缴够国家和集体的粮，还不要国家一粒救灾粮，我包了——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央一线领导，默许了各地的做法，同意“尝试尝试”。各地既未大力推行，也没有强行阻止。
但与“三自”不同的是,“包产到户”毛泽东是一直反对的，认为它“动摇了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基础”。理由就是上文所述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说法。毛对自己再三反对的东西，依然有人“顶风”而为，非常恼火，已无法容忍。
以上就是“三自一包”的大致内容和历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文革”前后常挂在嘴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他心中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 “毛式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毛式“社会主义”，在农村就是要：不论效果如何，土地归集体，活要一起干，收获要做到“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进入个人分配）”。倘若土地仍归集体所有，仅仅是“包产”定额，除上交国家、集体的，超额自得，多收多得，这就是“单干风”了，就是资本主义了，就动摇了“社会主义性质和基础”了。毛泽东的理由是，搞“三自一包”就会产生贫富差距，就会产生新的富农、地主。可谓“乌托邦”大同思想凸显。
可是这靠谱吗？土地仍属于集体，仅仅是包产量定额，怎么会出现新的地主、富农、剥削阶级？
但毋庸讳言，“三自一包”会使农村产生一些贫富差距（即非“均贫”）,这倒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共产主义”尚未实现，做不到“按需分配”，贫富有差距这原本很正常，政府适当调控，不让这种“差距”向“两极”发展即可——产生“两极分化”，这是危言耸听，因为毕竟土地归集体所有,“包产到户”也不会任意允许包产的土地面积。
毛泽东自称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就来看看马克思主义是怎样看待这样的贫富差距及所谓“不平等”的。
马克思在论述中承认这样的客观现实——人与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能力、智慧的差异，因此在“按劳分配”的权利中必然存在着现实的不平等（不平均）,马克思明白无误指出:“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为何马克思说在分配上“就应该是不平等的”？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如果我们让卖茶叶蛋的和造原子弹的、拿剃头刀和拿手术刀的，普通农民和袁隆平这样的农业科学家，收入都不相上下或者差距不大，表面看起来似乎很平等，其实难道不是最大的不平等？这样能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吗？
诚然，马克思也认为这是弊病，但他说：“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见《哥达纲领批判》P.13-14）——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就是指“社会主义阶段”——何况1960年代前后中国建立的所谓“社会主义”才4年左右（1956年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可谓“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
笔者并不迷信130多年前诞生的马克思主义，也从不迷信任何主义、任何人；但我们如何能批倒马克思基于社会实践的理论概括和逻辑论述呢？不知常常教导党员干部“要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自己弄通了没有？是否还记得老马的这段话？或者说，毛泽东如何能批倒老马的这段话？
§ “乌托邦”是美好的空想，但根本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乌托邦”是“空想的美好社会”的代名词，指不可能实现的美好愿望。说毛式“社会主义”具有乌托邦特色是有根据的。毛泽东的资深同僚薄一波曾分析了毛泽东为什么看中“人民公社”模式的原因，他认为其中“可能还有毛主席在青少年时代曾经受过的某些政治思想的影响问题。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博览群书，曾接受过多种政治学说的影响，包括日本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新青年》等杂志常有介绍)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另见：凌志军文 | 参看：【搜狐大视野】中国第一公社兴亡录）
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已经看到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笔记，年轻时代的毛就曾认真规划过在湖南某个乡村建立这样的“大同世界”理想国。我们细细梳理毛“文革”前后的一些做法、指示，包括著名的“五七指示”，无一不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尽管毛老人家谆谆告诫全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但事实上，毛读斯大林、列宁、中国古书，无疑大大多于读马克思——斯大林亲自主持撰写的《联共（布）党史》曾经长期是党校和我国高校的教科书之一。毛读中国古代线装书大大多于读马克思，这也是无疑的。我们可以见到毛批《资治通鉴》等古书的出版物，却未曾见到读批马克思著作做批注的出版物问世，在他老人家的书房里、铺板上也鲜见，而毛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通堪称专家，他甚至要求一介武将许世友等要把《红楼梦》读5遍，甚至还推崇《金瓶梅》，弄的许世友痛苦不堪，弄得有些人莫名其妙。
不论毛读没读过多少马克思，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实践证明，毛式“社会主义”路线及其所谓“阶级、阶级斗争”理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而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更接近，这是无疑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曾经就是响彻云霄的口号。
除了思想认知层面的因素，毛将“三自一包”危言耸听地说成是“资本主义”，高喊“阶级斗争”，应当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毛看到，对他的极左乌托邦式社会主义一系列方针决策，党内外有许多不同意见；在大跃进失败后，他是郁闷的，也发现了自己威信和地位的 “危机”，他不可能就这样低头认输，那是要很大勇气的——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就在一份材料上批过这样的话：“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见《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中国文史出版社）。
现在，毛要“作战”了，这便是“文革”——他要证明他的思想、决策、路线是正确的，其它不同意见统统是错误的。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可以冠冕堂皇、心安理得地打垮所有不同政见者。毛后来说: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怎么会不灵呢？“阶级斗争”大旗一树，谁还敢说三道四？“文革”便是这种“作战”的全面大反击、大清洗了。□
2016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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