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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年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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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一弓 来源:《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中篇小说卷一 / 豆瓣小组(网络) 本站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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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铜钟站在爹床前,抱愧地说:“爹,‘花理虎’岁口嫌老些儿……”
“不说这,不说这……”爹的胡子哆嗦着。
“爹,等来年丰收后,我还您牲口……”
“不说这,不说这……”两行眼泪从爹的眼角里涌出来。
“我是说,”爹用胳膊掙起上半身,直愣愣地望着儿子,小声问:“你对爹说实话……党还要咱不要啦?……”爹忽然咬住被角,瘦削的肩膀猛烈地抽动起来。
“党要咱,党要咱。”铜钟抑止了内心的激动,凄然地说:“党不知道咱忍饥……”
“那就好,那就好!”爹又挣扎着坐起来,哀怜地望着儿子,说:“那你这当支书的,万万不敢躺下,万万不敢。你没看看?乡亲们忍饥受饿,也没一人逃荒,没一句怨言,那为啥?就因为对党信得过。孩子,四五百口人的死活搁在你身上。爹知道,你肚里也没装一粒粮食子儿,你要是饿得受不住,就想想民国三十―年是咋过来的,想想你那死在逃荒路上的娘,说啥也要把全村人领过这一春天。孩子,爹求你……求你!”
铜钟“扑通”跪在爹脸前,眼里含着泪说:“爹,孩子我记住这话。”
四、吹牛不上税
牛肉过了秤,连杂碎在内,一口人九两零三钱。为了把牛肉公平合现地裝到社员肚子里,大队决定分肉到户。食堂里剩下的白菜、萝卜和烧煤,跟牛肉一起,连夜分了下去。时兴了一年多的集体食堂不声不响地解散了。李家寨一百二十多座农舍里,已经生起煤火,响起了开水滚锅声。“花狸虎”跟另外几头老牛一起,在一百多个砂锅、铜盆、搪瓷盆里冒着热气,就要为人们尽着最后的义务了。
“我不吃,我吃不下。”大队长张双喜像下神一样闭着眼,盘腿坐在煤火台上,推开了女人端给他的青袖大瓷碗。
女人问:“你是跟谁怄气?”
张双喜忽然扬起巴掌,“噼啪”地打着自己的脸,说:“我跟它,我跟它!”
女人惊慌地按住他的手,说:“老天爷,这是你的脸!”
“我就打它!”张双喜又打着嘴说,“我叫你说瞎话,我叫你说瞎话!……你虚报产量,叫全村人跟着受累!……”这个四十岁出头的小个子庄稼人打着、骂着,把嘴撇得象瓢一样,十分痛心地哭起来。
张双喜那两片薄薄的被旱烟熏得发黄的嘴唇,并不是生来就有说瞎话的爱好。他传染上这种像感冒一样使人头脑发烧,嗓门发痒的流行病,是在公元一九五八年。
那年麦子收罢,张双喜跟铜钟,崔文去县里参加三级干部会。那时节,省报印着红字的“号外”——张双喜把它叫做“外号”的,正在连续放射亩产小麦三千七百多斤、五千三百多斤以至八千七百多斤的丰收“卫星”,宣扬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髙产”的跃进哲学和哲学的跃进,这样就从理论和实践上批驳了“保守派”、“摇头派”、“秋后算账派”的种种谬论。
那年麦季,这个县尽管获得了空前的丰收,而且有了一个明年把粮食产量提髙百分之五十一点五的持续跃进规划,但在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这个县还是受到了严肃的批评: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啊,持续跃进的步伐落后于形势的需要啊,对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估计不足,等等,等等。
面对着地委的批评和“党报的‘号外’”,县委书记田振山跟县委其他领导同志,怀疑自己是大大地落后了。他们感到脚下踩着的这块土地,正在报喜的锣鼓声中震动、沸腾的土地,说不定当真到了马克思他老人家说的“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他们诚恳地反了自已的“右倾”,按照地委布置下来的指标,在三级干部会上宣布了一个“一年‘上纲’、两年‘过江’”的规划。
“带头书记”杨文秀早已摸透了上级意图,他立即在大会发言中宣布:十里铺公社一年“过江”,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他引用一首据说是十里铺的民谣,描绘了共产主义的幸福情景。可惜那时文化部门正开展着“全民皆诗人”的群众运动,由于都成了诗人,这首民谣的作者也就无从査考,有些诗句也已湮灭在诗歌的汪洋中了。有幸得到杨文秀的引用而流传下来的,只有这样几个警句:
“咱吃蒸馍,蘸白糖,
你看咱过的瓤不瓤!
咱穿呢子,大皮靴,
你看咱过的得不得!
咱乘火箭,坐飞艇,
你看咱过的中不中!”
田振山在台上连连点头,说:“中,中!”
台下,张双喜却向李铜钟耳语:“自赶紧出去躲躲吧,一会儿把房顶吹塌了,别砸住咱!”
李铜钟坐着没动,他紧皱眉头,不住地用“号外”纸卷着烟卷,像一个愤怒的火车头,喷出一缕缕呛人的浓烟。
大組会上,要各队报规划时,队干部都变得格外谦虚,互相推诿着,谁也不打头一炮。
杨文秀知道张双喜口齿伶俐,讲话煽动性强,眼下又是特别需要这种煽动性的时候,于是,他点名叫张双喜发言。张双喜却用巴寧捂住半边脸,从牙缝里“丝丝”地吸着风说:“书记,我牙疼。”杨文秀鼓励他说:“不需要长篇大论,只要说到点子上,有个态度就行。”又带头鼓掌,“欢迎欢迎!”张双喜不得不站了起来,而一旦站起来,说话就不由自己了。只见他咳嗽两声,清了嗓门,大声吆喝道:“那就长话短说,我跟俺支书、会计商量了,俺大队老落后,一年上不了‘缸’,只能上‘盆儿’,还是那二号盆儿。”在人们的哄笑声中,他露出最正经、最认真不过的神色,望着屋顶说,“啥时候‘过江’哩?等俺爬到‘缸’沿上,吸袋烟,看看再说。”连那些最不爱笑的庄稼人,也都前仰后合,笑出了眼泪。张双喜神色庄严地坐回到半截砖头上,小声问铜钟:“啥样?”铜钟捅他一拳,说:“大实话,是咱庄稼人的大实话。”崔文却踢了踢双喜的脚,往台上努了努嘴。只见杨文秀瞪眼望着他们,紫涨着脸,气得像吹猪一样。
谁能料到呢?李家寨就这样变成了右倾的典型。杨文秀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上缸”和“上盆儿”之争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十里铺公社的集中表现!所谓“上盆儿”,实质上表现了小生产者的狭隘性,二流子的懒惰性,摇头派的摇摆性,保守派的顽固性。宣扬“上盆儿”论的人必须转变立场,首先在思想觉悟上来一个跃进,从“盆儿”上跃到“缸”上。
散会回来时,爱唱路戏的张双甚变成了哑巴。崔文抱怨他:“双喜哥,你发言咋不讲点策略?反正,吹牛不报税。”
铜钟说:“我拥护双喜哥的发言,共产党为群众办事,就得石杵子捣石臼——石(实〉打石(实),不耍嘴把式。”
双喜说:“反正,往后我嘴上贴封条,嘴角再站俩把门儿的。”
但是,五八年以后运动多,三天两头要汇报运动情况。李铜钟的假腿没有张双喜的真腿好使唤,上公社汇报的任务,就像灾难一样落在张双喜的头上。
在爱国卫生运动评比大会上,开始学了一点“发言策略”的队千部们,有的说做到了“几净几光”,有的说几“臭”变成了几“香”。
张双喜搁心里说:“天冷偏烤湿柴禾——对着吹吧。”轮到张双喜汇报,杨文秀瞟他一眼说:“好,这一回又看李家寨的了。”张双喜憋了一肚子气,决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报复。他小声咳嗽着,用那种站不到人前的后进队长的胆怯声调,谦卑地说:“俺李家寨卫生运动也老落后,站不到人前头。可经过领导帮扶,向先进看齐,俺那才上碾的小毛驴儿总算养成了刷牙的习惯……”真是语惊四座,使得外队的所有汇报统统黯然失色了。张双喜看见杨文秀露出惊异的神色,暗暗拧开了钢笔帽,就不由地感到一种快意,一种进行了一次小小报复的快意。他想着小毛驴儿摇着头刷牙的模样,便忍不住“吃”地笑了。几十张有胡子和没有胡子的嘴巴几乎是同时咧开,哈哈大笑起来。
“静静!”杨文秀用钢笔杆儿敲着桌子,问道’“小毛驴怎样养成了刷牙的习惯,怎见得它养成了这良好的习惯?”
这倒是一个难题。张双喜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中文系,却不乏形象思维的能力,他说道:“今儿清早我去三队饲养室,正碰上二夯家牵着那头白眼窝小叫驴儿走亲戚,小驴儿‘喯儿夯、喯儿夯’直叫唤,就是不跟她走。鞭抽它,它不走,鞭杆儿捣它,它不走。
二夯家问那小驴儿:‘你是惊住啦?吓住啦?,驴摇摇头务又问:‘你是缺草啦?缺料啦?,驴又摇摇头。‘那你到底有啥心事?’小驴儿仰着下巴颏,朝着二夯家直呲牙。二夯家吓得包袱丢地下,扯着嗓子直喊叫:‘哎呀套叔,您的驴咬俺哩1’饲养员李套老汉三步并作两步跑出来,看见小驴儿正呲牙,就对二夯家说:‘别怕,她嫂子,它不是咬你,它是怪我慌张,没给它刷牙。李套老汉把小驴儿牵回去,一盆净水,一把刷子,都是消过毒的,给小驴儿上牙刷三遭,下牙刷三遭,牙槽里刷三遭,刷够三三见九这个数,才把细绳递给二夯家,往驴腚上拍一巴掌,说:‘走吧。’小驴儿就打了个响鼻儿,乖乖儿地跟二夯家走了,—路上尥着蹶子直撒欢儿。”张双喜擦去由于紧张的形象思维而在鼻尖上沁出的汗珠,朝杨文秀一摊手,说:“就这。”
杨文秀急急地往本子上记着,问道:“给牲口刷牙有哪些好处?”
这一回,张双喜运用逻辑思维,答道:“免生口疮舌刺儿。”
张双喜的汇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诚惶诚恐地从杨文秀手里接过一面锦旗,上写:“卫生先锋”。但他一出公社门儿,就把锦旗掖到腰里。回到家,又把它塞到墙窟窿里,从来没向别人提过它。
从此,每逢汇报某个运动的开展情况而又有杨文秀在场的时候,不知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还是牛顿的惯性定律,就在张双喜的嘴上得到一再的证明。比如,汇报扫盲运动情况时,他说,李家寨有老俩口,都七十多岁了,夜里磕睡少,老头就在老婆脊梁上划字儿,叫老婆认,直到鸡儿叫二遍。……汇报除“四害”运动情况时,他说,李家寨的猫娃饿得“喵喵”直叫唤,因为没老鼠吃了。只是消灭麻雀的成绩不老好,老祠堂屋檐底下有一窝麻雀漏了网,可等他拿着手电去掏窝,只摸了一手麻雀屎,原来这窝麻雀也搬家了。咦,这麻雀真是鬼能鬼能!
于是,杨文秀多次表扬了李家寨的转变,公社秘书小陶时常摇着电话机,喊叫:“喂喂,李家寨吗?双喜在不在?公社往县上写报告,杨书记特意交代,叫他再补充点活材料,活的!……”
每逢张双喜回了这样的电话,就像吃了蝇子一样吐着唾沫,对崔文说:“呸,真叫你说对了,吹牛就是不报税。但他嘱咐崔文:“可不敢叫铜钟知道,他要知道了,不用玻鞋底打我的嘴才怪。”
去年秋后,张双喜终于受到了吹牛的惩罚。那是他去参加公社核产会的时候,一进公社大门,就看见影壁墙上画着一幅图表,最顶上面画着火箭,依此类推,是飞机、汽车、牛车、乌龟,上写:“十里铺公社秋季产量评比图”。他想,我的身体不老好,坐火箭怕头晕,骑乌龟又老霉气?报产量时,他不往上挤,不往下靠,向中等偏上的大队看齐,多报了十万斤总产,坐上“飞机”回来了。
李铜钟一听说坐上了这号“飞机”,就向张双喜发了一顿脾气。
“双喜哥,你也学会卖嘴啦?这镜子里的烧饼十万斤,是叫工人吃,是叫解放军吃?党中央、毛主席叫咱鼓实劲,没叫咱吹糖人,你就是吹出个天堂,叫谁住?”李铜钟放了一通“上甘岭上的炮弹”以后,就跑到公社说:“把俺那产量减下十万斤,我悄愿骑乌龟。”但他一去就是十天。在公社后院小按上,他跟那些坐上“牛车”和“乌龟”的大队干部们一起,叫反了十天“右倾”。等他回来的时候,在公社“反瞒产”工作组的指挥下,李家寨已经超额十万斤完成了秋粮征购任务。
眼下,张双再照旧坐在煤火台上,像下神一样哭着、骂着:“你真混蛋,你不该坐那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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