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话中有话,其中有些话一听便知,有针对周恩来的成份：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要基本正确。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是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

　　他们重复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

　　很显然,毛泽东有些话是在敲山震虎。这些话,在引起与会者极大震动的同时,也深深地刺激着周恩来。反“反冒进”的阴影再次笼罩在周恩来的心头。

　　毛泽东指责彭德怀犯了“右倾性质”的错误。判断党内外已经出现了“右派猖狂进攻”之势。纠“左”的思路由此阻遏,毛泽东转向了反右。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场以批判彭德怀为主的反右气氛,开始弥漫庐山会议。接连几天,各小组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及支持彭德怀观点的人,罗织出一条条的“罪状”,甚至大算起历史的旧账来。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埋头于经济降温并期望庐山会议大力纠“左”的周恩来,也不得不花出一半的精力,去关注反右的问题。

　　7月26日上午,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开座谈会,他告诉大家,庐山会议的严峻形势,是突然发生的,连他也没有料到的。既然发生了,就有个战略和战术的问题,也就是政治方向和工作态度问题。他说：在政治方向上,我们不能动摇和否定党的总路线,这是第一位的问题。我们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藐视右派,要跟他们斗争,还要跟党内右倾思想斗争,我们相信能够解决这个困难。

　　但是在战术上,在工作上,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

　　他强调：在工作中就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不是说空话,而是面对铁的事实,然后找出办法来解决,不能这样疲疲沓沓、松松懈懈地过去。武昌会议,大家看出来了,高指标不行。但拿基本建设来说,我跟几个部长交换意见,到最后大家都承认还是在今年3000万吨、明年5000万吨、1962年8000万吨钢的基本建设摊子上削一点,切一点,不是从战略上重新设想、布局。怎么能够这样安心下去呢?如果我们再这样,这次庐山会议还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话,到年底就会出现更多的不平衡的现象,各种失调的现象。

　　迫不得已的批右,使周恩来也说了一些“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之类的话,但是,周恩来的落脚点,还是在经济问题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庐山,为了落实1959年、1960年的主要经济指标,他与计委和工交部门的负责人逐项算细账,“‘焦头烂额’,‘精疲力竭’,算了四个礼拜的账”。周恩来坚持认为,在工作态度上,要正确算账,把账算清楚。地平线上出现了右派进攻,但还不到猖狂的程度。

　　既要反右,又要务实,周恩来的内心显然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

　　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继续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展开对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几次会议下来,彭德怀已经被定性为“野心家”、“伪君子”,组织“军事俱乐部”;反对总路线、党中央、毛主席,历史上是同毛泽东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等等。彭德怀等人不得不作检讨,检讨的范围,涉及到历史上土地革命时期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以及这次在庐山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八届八中全会最后取得了如下的“成果”：

　　通过《八届八中全会公报》;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通过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通过《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接着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撤销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军委委员的职务;撤销了黄克诚的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的职务;撤销了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撤销了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庐山会议后,党内外在一片“反右派”气氛的笼罩下,建设中的急躁冒进情绪再一次抬头,计划指标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出现了新的一轮“跃进”风潮。到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提交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再次提出赶上英国的口号,甚至把赶上的时间确定为5年,还提出用8年的时间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

　　主观臆断的赶超和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只能带来惨痛的结局：

　　1960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产量下降了26.4%,棉花产量下降了35.2%(滑到1950年的水平),油料作物下降了54%……

　　农业生产的全面滑坡,使得人民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吃、穿、用紧缺,市场供应相当紧张,而国库里除了少量的仓底外,几乎无粮可调。大面积的严重饥荒摆在人们面前,许多省区还出现了成批饿死人的严峻情况。

　　对于这一段历史,直到198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给予公正的评判。决议中说: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尽管历史是由人来演绎的,但是,历史的走向并不完全是由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反思新中国自1956年至1959年这几年的历史,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些教训:

　　首先,经济建设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只有充分地尊重这些经济规律,在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才能有所建树,有所创造,有所突破。离开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必然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其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曲折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逐步递进的。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与实践活动的艰巨性,只有采取科学求实的认识态度和遵循积极稳妥的实践准则,才能减少盲目,少走弯路。

　　第三,只有始终不渝地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发挥党的集体智慧,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执政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如果以任何一种方式取消党的集体领导,或者在客观上造成一种“一言堂”的局面,那就必将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