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之孙、当今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子——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哲学学生会主席薄瓜瓜——最近当选2009“大本钟奖”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之一）。而6月23日又爆出“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夜店照[组图]”以及薄瓜瓜之回应，声称那些不过是化装舞会而已，没有什么出格的东西。6月29日网络视频又见薄瓜瓜关于在北大演讲的重要观点介绍：说他自己以后不想当官,不想经商,想从事与文化教育有关的事业。薄瓜瓜还告诉大家，自己目前“还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但他又说：“我完全赞同共产主义的理念”。

可看一看下面的视频报道，颇有意味——

80后毕竟与他的父辈、祖辈不同，其思想、经历不可同日而语。但薄瓜瓜说他“不想当官”毕竟还是令人关注的——吾也曾声言“不想当官、无意经商赚钱”，但不会被网络报道，大概因为笔者的上辈不是薄一波的缘故吧？呵呵……

官宦世家的薄瓜瓜为何不想当官？据视频报道的意思，他可能看到他的爷爷当官太遭罪、太变幻莫测了，有点“恐官”？尽管他声言“赞同共产主义理念”，但毕竟还没有将其称之为“信仰”；也许，薄瓜瓜真的不想做官、不屑做官、不敢做官？也许薄瓜瓜真的知道高处不胜寒？但愿。

有的人不屑做官，有的人不会做官，有的人压根儿不是做官的料子。上世纪50年代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大约就是“不会做官”的例子。张恺帆是哪一位？“百度一下”就知道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他曾是安徽省副省长。

1958年毛泽东力推“大跃进”，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15年（后来缩得更短）赶上英国，全国农民进入人民公社，所有土地交给人民公社，推行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同时全民大炼钢铁，毁林开山，“以钢为纲”，造成贻误农时荒废农业，加上“楚王”要加快，谁说太快了谁就是“右倾保守”，于是全国上下好大喜功，谎报产量，终致全国大部分省份大饥荒。张恺帆下农村视察，发现这一问题，在向省委通报并达成一致意见后果断地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的“三还原”，并要县委向下贯彻。到七月十五日，全县六千多个食堂被一风吹散，只有一百二十个食堂还在维持。

正则毛泽东号召“反右倾，鼓干劲”之时，正则大批彭德怀之时，张恺帆如此决策，终于遭来几乎杀身之祸。毛泽东亲自撰写《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指彭德怀等——本博注）；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liè 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fǎn-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显明证据之一。”毛泽东这一御批还了得？张恺帆这位革命老前辈被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冠以“张恺帆、陆学斌fǎn_党联盟”的罪名，如此定性，那么如何受批斗做检查等遭遇就不言而喻了。

在全国性经济极端危机的形势下，在许多省份确实发生大jī 荒的事实面前，中央不得不调整经济政策，有所反思和纠正。1962年“甄别”时，张恺帆终获平反。当然，文革中张恺帆自然又再次在劫难逃。

后来，前国家经委党组书记、后担任中顾委常委的张劲夫在《怀念忠于人民利益的张恺帆同志》一文中说:“我多少感到,恺帆同志书生气较重,甚至还有些名士派的风格。”“恺帆同志是个革命者的材料，不是一个做官者的材料，他也不计较官位，对乌纱无所谓。因此，从不讲做官之道，不会做官，他却是一个真诚的人民公仆。”(《解放日报》1992年5月15日)

联系到薄瓜瓜的声言“不想做官”，张劲夫上面的那段话难道不是颇值得玩味的吗？

何谓“书生气”？何谓“是个革命者的材料，不是一个做官者的材料”？何谓“做官之道”？何谓“不会做官”？何谓“一个真诚的人民公仆”？这些难道不是很值得玩味吗？在共产党里，“做官”和“革命”难道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同在哪里呢？

从中共的理论上说，做官和革命应当是一回事，做官或当小兵都是干革命，只是“革命分工不同”而已。然而事实上却不是一回事,不仅有张恺帆的典型例子,还有张劲夫的由衷之言为佐证。看来官场是有“普适价值”或曰“规律”的，不论什么阶级的政治、政党概莫能外，不承认这一点还不行。

这令笔者突然想到曾在一篇随笔中提到，偶然看过一下百家讲坛“王立群读史记”，虽只看过一两次，倒是他总结的古代官场的三个“琢磨”还有些记忆——不过这三个“琢磨”与政治、政党无关，但也可以说包括政党政治在内——因为它是一种规律的总结，于是几乎概莫能外。

做官者中有三种“琢磨”：一曰琢磨事（事业型）；二曰琢磨人（擅长人际关系，擅长侍奉主子）；三曰琢磨钱（当然指发财，近乎贪官）。王立群说：如果你既能琢磨事儿，又善于适当琢磨人，那是可以干成一番事业的。如果你仅仅只会琢磨事儿，那就难免会认死理（亦即实事求是），也难免会与上级、主子发生龃龉、矛盾冲突。在古代这类人往往立过大功，因为他善于琢磨事儿——但又往往为主子所不容，因为他太看重“事儿”，就要实事求是，不按事物的客观规律是不行的，就要认死理（真理）。此话甚有道理，至少古今可以佐证的实例太多了。值得参考。彭德怀就是一例。至于其它，笔者以为不用细说了，可以由此及彼推出。

窃以为，周总理是既善于琢磨事儿，又善于琢磨人的典范，所以他一直没有遭到不测，或者说小心翼翼地绕过了好几处“激流险滩”，但无疑活得很累，当然那也是为国家、为人民活得累；邓小平稍次，所以遭到不测后又能三落三起，这就是他既善于琢磨事儿，也能适当琢磨人，可谓“审时度势”是也；彭德怀则是典型的只善于琢磨事儿不善于琢磨人的，所以他官至国防部长，抗美援朝打败美国兵举世震惊，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当然非指坚持真理，而是说个人得失方面，他的败下阵来自然也是为人民的），令人敬佩，也令人扼腕。

在政府里弄顶小乌纱，就必须唯上级旨意为行动准则，所谓“下级服从上级”是也,不能没了规矩；遇到了英明正直的上级倒是好事，可是如遇到了并不咋样的甚至是令人无法忍受的那种“上级”，于是必会生出很多的不愉快、不顺心、窝囊、憋气。如能像周总理、邓小平那样善于兼顾两个“琢磨”，就可以尝试，尝试不好再下来也可以。当然，如果只善于琢磨钱，或者想较多地“琢磨”于此，那是贪官，当不屑于此。

由此看来，有些人“不想当官”是对的。没有夹缝中生存，又能琢磨事，又善于琢磨人的本事，就别揽“当官”这活儿（想做贪官的除外，但下场往往也不怎么看好）。□

（2009年7月2日修改）

【上一页】 1 【下一页】

上一篇：梅宁华先生：请破“民主迷局”（本站评论）

下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串起来的历史（文本/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