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曼:他們不是有文化理想嗎?這是一塊實現理想的園地。
應天常:情況恰恰相反。它點燃人們的熱情,一窩蜂去“創收”了,他們是以利益的權衡代替電視的規律,以庸眾的價值判斷取代電視的文化價值,並且與受眾“共謀”走向媚俗的路徑。他們沒有一天不在折騰著“創新”,但那可能是一次武裝到牙齒的入侵。佔領熒屏的低質電視節目,叫人目不忍睹……
陶
曼:我也有這個感覺。現在搞電視的主要是挖掘“臉蛋兒”的神奇價值。你看這家電視台短短幾個月就接連“隆重推出”了4項選美活動:一是“美在花城廣告新星大賽”,二是“樓市麗人模特大賽”,三是“青春靚麗歌樂小姐大賽”,四是中小學生“花季少女模特大賽”,據說還要籌辦“童星”選美大賽。廣州的選美與香港的“港姐”選美遙相呼應,打開電視,熒屏美女如雲,天天如此,有這個必要嗎?真有點煩了、膩了。
應天常:這就是我說的“意義焦慮”。電視是大眾文化的載體,我們不必每個節目都用精英文化的尺度去要求它、衡量它。大眾文化這片廣闊天地,飄來了幾朵“如雲”的“美女”,也不必過於憤激。但是,現在是“節目不夠美女湊”,除了挖掘“臉蛋兒的價值”就沒轍了,是電視人技窮的表現。
陶
曼:香港每年隻搞一屆選美活動,從沒見這麼高頻率的“選美”,土耳其廣播電視管理局因為一家電視台頻繁轉播選美大賽,就責令停播一天﹔泰國還明令學生不准參加選美活動,——但是,我聽說你們系大四學生李華在香港參加選美活動,居然拿到了“亞洲小姐”的冠軍,《廣州日報》都登上了!
應天常:我們學校也出了海報,我看了覺得很尷尬。記得那天《南方都市報》的通欄標題是“一切從美麗開始”,編者按還說“我們的青春期就是這樣與一種看似庸俗的選美活動扯上了關系……”這是媒介對學生誤導——我寫了篇文章,我不贊成我學生的“青春”通過商業選美從取悅於人的“臉蛋兒”開始﹔我感慨我們的電視隻有從美麗的臉蛋兒“開始”才有出路。
陶
曼:也許,在這個體制中生活久了,就養成了一種惰性,電視人的思考能力都萎縮了,耽於實際操作、疲於奔命,隻會重復自己。而且我發現,最可怕是搞電視的基本上不看電視,更不研究電視,不研究節目,不研究受眾。
應天常:是的,他們在浪費青春,糟踐了“體制”給予的僅有空間。不是不能選美,《外來媳婦本地郎》、《開心24味》也自有其存在的價值,但是眼睜睜看著電視在淺俗的商業文化層面上滑行,最后主體迷失,形成良莠莫辨的同一平面的融匯,這決不是多元文化,是單質的一元文化。審美不僅僅是搞“選美”。那些體現人性“美”、品性“美”的節目,盡管比選出幾個穿比基尼搔首弄姿的“靚麗”小姐費力得多,但是,頻道時間應當讓直接體現生活之“美”的節目佔領熒屏,構建健康的審美環境,應當是電視無可推卸的文化使命。
陶
曼:說得太好啦,不過,我發現你也挺“焦慮”的。
應天常:我們都應該有點兒“意義焦慮”,這是好事,那是文化責任感,難道讓媚俗文化覆蓋熒屏不聞不問?電視文化的低質是社會文化低質的反映,它的后果是把市民的審美趣味引向低質。荷拉斯·紐肯莫說廣播電視是“配方式媒介”是有道理的,我們的電視節目應該按照社會生命體的營養配方去制作。
陶
曼:我想,我們出現這些問題,還是該從體制上找原因。
應天常:是這樣的。我希望我們的電視管理體制能煥發電視人的創造力。雖然任何國家廣播電視體制都是利弊互見的,但我們的體制積重難返,過於封閉。封閉的體制是憂慮的產物,它依靠“憂慮的支撐”。所以,平庸的人不會感覺這種體制的弊端,怨聲載道、覺得很苦很累的不是這些人,他們歡迎現有體制,因為這種體制豢養平庸﹔有的人是“痛並快樂著”,那也是一種體制內生存的麻木,而不是奮起的超越。需要有一批人以不折不撓的生命力進行“歷險性”的實踐,才可能彌補體制的弊端,創造一種嶄新的“體制電視”
。
追 问 凤 凰
陶
曼:身在廣州,你對鳳凰衛視的印象怎麼樣?
應天常:鳳凰衛視開播幾個月時,他們副台長來征詢意見,請我們幾個人在假日酒店看了一整天錄像,我說不出什麼,但心裡為他們慶幸。因為那都是我們內地電視人干的。我笑說是體制電視的突圍。過了幾年,鳳凰台的台慶活動在北京梅地亞舉行,我沒去成,就寫了鳳凰衛視文化評析的文章,交給朱光烈教授編進《火鳳凰》那本書裡﹔再后來,聽王紀言台長說“鳳凰需要學者研究,學者們也應當研究鳳凰”,口氣是大了點,不過也說得在理,就寫了《笑看鳳凰玩電視》,話說得重了,但后來時統宇先生在《南方電視學刊》發表文章,肯定了我對鳳凰的“學理性批評”,為它“叫好”。謝謝他的鼓勵。
陶
曼:不過,人家鳳凰衛視也確實是不容易,他們在香港這個不熟悉的環境開出了一條生路,對我們內地的電視事業是一種很好的參照。
應天常:完全正確。《第四代人的精神》這本書有一段話:“在這個社會,沒有我們的身影,也沒有我們的聲音。我們搭的是別人的車。也許我們在自由自在地生長,但我們是一片次生林,是一次克隆。”你說參照,全在裡面了。鳳凰在這個特殊的經濟文化背景下甩開膀子甚至是“肆無忌憚”地干開了,在華人市民亞文化汪洋大海中亮出了自己的旗幟——他們搭上了自己的車,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喊出了“開拓新視野,創造新文化”的口號……
陶
曼:一路走來,勢不可擋。他們的節目播出,落地受到一定的限制。
應天常:那是人家的節目好看,怕掠了咱們的風光。但你得承認,他們辦台以人為本,最大限度地關心每個人的利益,最大限度地發揮每個人的才干,體現每個人的價值。他們敬業愛業,因航拍而死、因車禍而傷、驅車北極環繞地球、深入戰地災區疫區出生入死進行採訪、重大新聞直播幾天幾夜不下崗……但是他們拒絕平庸,而且會搜羅、發現人才,比如董嘉耀,是我們省台靠邊站的沒事干的主持人,到了鳳凰成骨干了,在《時事開講》裡盡顯才華。
陶
曼:他們有一個精英創作團隊,節目出手總讓人刮目相看。
應天常:那是他們的理念有值得稱道的地方。比如雅俗分賞、多元並存的節目格局、當代受眾審美心態的正確把握、媒介文化尊嚴的消解、媒介話語方式的多樣化選擇、消費文化的人文因素介入、電視文化的商業性確認和媒介資本的產業化運作……我看過許多學者的評論,說的都很在理,但是隻能是說說而已,就好像中國廣播電視的產業化研究,我從來不研究,誰說了都不管用,文章換稿費貼補家用罷了。后來十六大報告關於“文化產業”的論述出來了,我一看樂了:這回可能有“戲”。
陶
曼:我們不要扯遠了。鳳凰衛視這麼好,你為什麼要寫“笑看鳳凰玩電視”呢?
應天常:“笑看”、“玩”是自己感覺看得比較深入透徹吧,所以較多調侃式的評論,主要集中在對《鏘鏘三人行》和對吳小莉的議論上。
陶
曼:吳小莉是鳳凰衛視一夜走紅的明星,她的“回歸”報道、“兩會”採訪,她的反傳統的新聞播報方式,讓我們耳目一新。
應天常:但是,吳小莉舍棄沉穩端庄的新聞播報態勢,用輕鬆活潑甚至歡快的表述方式報告國內外新聞,這個“反傳統”我有保留。因為她的熱情洋溢、活潑愉快已經與她所表述新聞的內容脫節了,她過多的自我張揚已經超越了新聞,她的身上有“娛樂味”,影響人們對其文化身份的認同。我有點兒困惑。
陶
曼:可能是包裝炒作的需要。我發現她過多地出入於一些文藝晚會,而且濃妝艷抹、盛裝雍容,這裡確實有個新聞工作者文化身份的問題。
應天常:說來也有趣得很,當時關於怎麼播報新聞的“新聞”很多:俄羅斯某地方台是“裸體播報新聞”、我們的台灣是“穿泳裝內衣報新聞”,香港“亞視”也不示弱,“隆重推出”娛樂界兩位當紅藝人播報新聞……我就想,芭芭拉說“我不會表演,我開誠布公地報告消息”不也成了CBS的明星?如今報新聞也都中邪了?后來在《廣州日報》看到,有記者問吳小莉“為什麼不去主持娛樂節目?”她說“暫時不會,我要用新聞娛樂大眾”——原來如此!
陶
曼:她怎麼會這麼說呢?
應天常:大家都來“玩”電視唄!內容玩不出新花樣,就在播報的樣式上變著法子“玩”。不過吳小莉更有創意更出格。“反傳統”
就是所謂“用新聞娛樂大眾”?我不知道沃爾特·克朗凱特會怎麼說。他如今八十六歲了,當年芭芭拉·沃爾特斯播報新聞帶了點兒“娛樂味”,他隨即公開表示“厭惡”——願他老人家別看到“藝人”、“裸人”、穿著泳裝內衣的“靚女”端坐在神聖的新聞演播台,他會嚇傻了的。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的臉上就從來沒有出現過笑容,別人覺得奇怪,他坦率說:“是的,10多年來我在電視屏幕上總是郁郁寡歡,這個世界發生的一切難道還不叫人心寒嗎?”
陶
曼:丹·拉瑟太善良,用叫人心寒的新聞“娛樂大眾”他做不到。他們的人格魅力、他們的新聞良知,他們職業性憂患意識,我覺得沒有過時。
應天常:當然,我也不否認,吳小莉是一位有特點有魅力的青年記者、播音員、節目主持人。從好處想,她也許是在探索一種很“前衛”的新聞活動方式。我欣賞她的機敏與活力,她是一個能立刻進入新聞旋渦並與新聞融為一體的記者和新聞節目主持人,這幾年是進步很快的,但是,她缺乏像鄭浩、閭丘露薇那些人的歷練,缺乏對新聞真諦的深切感悟。
陶
曼:但是,她一出來就把我們吸引住了,你不能不佩服鳳凰推介明星的策劃手段。如果說《還珠格格》讓趙薇“一片成名”,吳小莉是“一訪成名”。
應天常:可以這麼說。參加一次官方記者招待會,受到一位高官輕描淡寫的夸獎,就聲名大噪,靠的是高手運作。當時是鋪天蓋地的追加式“包裝”,稍后緊緊抓住總理出訪歐洲的“機遇”,宣告“吳小莉將進行貼身採訪”,妙就妙在選詞擇語含蓄而浪漫﹔“貼身採訪”歸來,立即“隆重推出”冠名欄目《小莉看時事》,以固化人們對這位“新星”顯赫地位的確認……
陶
曼:你看得很仔細。我覺得吳小莉的成功是機遇的青睞,當然有包裝因素,更有她的努力和天賦。至於她的“反傳統”新聞活動方式能產生明星效應,可能得益於人們多元化審美的寬容心態,或出於一種好奇。
應天常:還有,市民文化判斷力的普遍薄弱——鳳凰是看到這些的,但他們利用了這些,這就是“高手”的“高”。世紀交替,“新聞娛樂化”這股潛流來勢洶洶啊!學者辦電視也委身低位文化“玩”得找不著“北”了﹔至於那個《鏘鏘三人行》,“玩”的是語言的游戲,但你不能否認,在都市的特定群落,這個節目楞是擁有一批津津樂道的收視者,維系著這個節目不菲的廣告收入。
陶
曼:這樣鬧劇化的語言游戲,怎麼就有那麼多人看呢?
應天常:我想,也許同當代人的生存狀態有關吧。現代工業社會不存在個體與群體的矛盾沖突,大量的是個人化“剪不斷理還亂”的內在矛盾。尤其是在大都市,繁華喧鬧的背后,是內心的孤獨和寂寞。老辦法是聊天解悶兒,慰藉精神的空虛,這樣,話語節目就大行其道了。美國較早悟出這個理,日間電視幾乎完全是談話節目,晚間黃金時段也有TALKSHOW節目,出現一批很受追捧的明星。不過,鳳凰衛視應該是我國最早用說廢話做節目賺錢的電視台。
陶
曼:這也是“高手”的“高”。但這需要體制,需要文化環境。
應天常:但是,有了香港那樣的環境條件,也不能忘乎所以呀。開始時節目辦得不怎麼樣,哇啦哇啦不知說了啥,制作粗糙,節目標語是“鏘鏘三人行,跑題跑不停”,三個人舍棄理性的過濾,信口開河,自得其樂地“鏘鏘”於各自瑣屑的經歷和膚淺的感受之中。看他們盡享表達的快感,我們讓“跑題跑不停”跑得昏昏欲睡。節目完了,他們忘記了我們的詮釋期待,題“跑”得無邊無際,留下的是揮之不去的茫然——這恐怕是濫用了人們的寬容或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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