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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运动研究】 |
政治与学术之间——罗隆基的命运 |
| 作者：谢 泳 资料来源：《思忆文丛》等 本站编辑转载 |
1957 年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中国 55 万多人的右派命运。20年后，中国为“右派”平反。在当时的知名“右派”中只有以下几位未获平反,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林希翎。除林希翎是年轻学生外,其余 5 位均是1949 年以前就很著名的知识分子。
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举行纪念大会，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诞生9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到会讲话,对罗隆基一生作了评价,算是用特殊的方式为罗隆基恢复了名誉。 他称罗隆基是“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并进一步指出“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1]
● 出身清华
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1913年考入清华学堂，1921年夏天毕业，秋季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1925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离美赴英，入伦敦大学研究。回国后历任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讲师、天津《益世报》主编、北平《晨报》社社长、《新月》杂志主编。
罗隆基一生对现实政治抱有浓厚兴趣，这使他较早地离开了大学讲坛而投身现实政治，也使他终身在著述上不够丰厚。1923年,罗隆基、闻一多、吴泽霖等人在美国芝加哥成立了大江学会，这是一个以留美清华学生为核心的政治性团体，鼓吹国家主义（nationalism），以“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为宗旨。当年的29名成员中[2] ，如吴文藻、吴景超、吴泽霖、顾毓琇、梁实秋、闻一多、潘光旦等，后来都远离了现实政治，而走上学术道路。虽然后来他们各自的命运都很坎坷，除了离开大陆的几位，几乎全成了“右派”，但以罗隆基的命运最令人深思。
世纪初成长起来的这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清华出身的这批人，可以说对政治都抱有热情。当年罗隆基引以自豪的是“九载清华，三赶校长”，可以想见青年学子的行动。当时清华的入学规定是“考生年龄不超过14岁为限”[3]。可以设想，当一个不足 14 岁的少年在清华这样的留美预备学堂中呆够八年之后，他们身上究竟是传统的影响重，还是西化的影响强？可以说他们是从小即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特徵就是早熟的自由和民主观念，这直接表现在对政治的热情上。
罗隆基是将年轻时对政治的热情一直保留下来的一位。他的老同学浦薛凤曾说过，在清华辛酉级（即1921年毕业班）同学中，有兴趣与能力搞实际政治的当推罗努生、何孟吾与吴峙之三位。浦薛凤说：“努生有其学识，具其口才，弄其手腕，但他至多是一位自觉得意的政客，而非一位真正的政治家。”[4] 1922年春天，浦薛凤曾和罗隆基直言相互较量性格，并预卜前途。罗隆基说：“逖生，你有你的才识，但只是一个书生，不够现实。除非你改变作风，恐你成为一位政治理论家而非政治实行家。”当罗隆基要浦薛凤对他直言批评时，浦含蓄地说：“努生，我只觉得你读‘子’书多于‘经’书，你喜欢‘法’家甚于‘儒家’。盼你将来官运亨通，但慎防宦海风波。”[5] 罗隆基的最后结局，终于被他的同学言中了。
● 《新月》时期的政治言论
1928年， 回国不久的罗隆基才30岁。是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而“新月书店”亦先后在北平和上海开张。这时罗隆基显得非常活跃，很快便进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他积极参与了《新月》的活动，先后担任了《新月》3 卷 2 期至4卷1期的主编。《新月》本来是一个纯文学刊物，但罗隆基接编后，陆续登载了不少讨论政治问题的文章。这时南京方面延揽过他，胡适曾将戴季陶的一封信转给罗隆基，从他给胡适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对仕途的热衷，他说：“惟原函中所谓在院服务，并未言明何项职务，所谓党校教书，亦未言明何项科目，令人实难答覆”。最后他告诉胡适“何去何从，当以考试院之职位而定耳”[6] 。虽然后来罗隆基并未赴考试院，但他热衷现实政治的性格已非常明显。
《新月》时期的罗隆基著述颇丰，是为《新月》写稿最多的作者之一，而所做文章都在政治学范围内产生很大影响。他的言论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以自己深厚的专业知识，介绍英美的政治学理论：二是以自己对政治学原理的理解，来批评政府行为的不合法性。
1929年，罗隆基在《新月》发表《专家政治》一文。这篇文章是罗隆基一生思想的重要代表。罗隆基热衷现实政治，不仅是性格使然，也有很强的理性支配。他信奉“最好的政府是最好的行政”的原则，并明确宣称，要说政治，我的座右铭是：只问行政，不管主义。”[7]
罗隆基对中国政治结构的评价是——行政比政体要紧，有了好的行政，无论在哪重政体下，人民总可以得到幸福，反之，如果没有很好的行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民都会遭殃[8]。
罗隆基关于专家政治的想法来自美国，他当时已经注意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导致行政上的专家政治。罗隆基回国不久，即介绍美国的吏治法与吏治院，其着眼点即在如何能将真正有才干的人选出来。罗隆基认为，中国当时的行政处在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这两种恶势力的夹攻下。他又认为，不经过选举、考试而靠推荐、援引、璘缘，苟且产生出来的全国官吏，是一种分赃制度，所以他力主“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要紧的是专家政治”。要实现专家政治，消极方面是要先除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积极方面，则是先实行选举制度和考试制度[9]。
《新月》时期，罗隆基发表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论人权》。他指出，人权简单说就是做人的权利。不过罗隆基的人权观却不止于此，他认为衣食住行、温饱小康固然是人权，但他特别强调言论自由是人权的应有之义[10]——
言论自由是人权。言论自由所以成为人权，不因为他可以满足人的欲望，不因为他是天赋于人，不因为他是法律所许，根本原因是他的功用。他是做人所必须的条件。
是一个人，就有想法。有思想就要表现他的思想。要表现他的思想，他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
除此以外，罗隆基还分析了人权与国家的关系。他引述一位外国政治学家的话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从政治哲学上立论，国家不是一个强迫人民服从其意志的团体。国民之所以为国民,就是他有检查政府一切行动的宗旨及性质的责任。政府的行动,不能以其出诸政府,即成为天经地义。简单地说，国家不能产生人权，只能承认人权。国家的优劣，在任何时期，即以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准[11]。说到人权与法律的关系，罗隆基认为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他亦认为人权有时间性与空间性，因时因地而不同，有时偏重经济，有时偏重政治。在文章的最后，罗隆基以“我们要的人权是什么”为题，开列了35条，可以说为中国起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人权宣言，这个宣言今天读来仍然振奋人心[12]。
罗隆基还发表了《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等文章，直接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和“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他认为，思想不能统一也不必统一。而且以人类的经验论，自有政党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党外无党”这回事，更没有过“党内无派”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治党，就不怕“党外有党”，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调剂党内的派系、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正大轨道，而不趋于革命流血一条狭路[13]。
此外，《论共产主义》是罗隆基在《新月》时期集中阐述对共产主义看法的一篇论文，文中对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经济到政治都给予了批评。他在援引一位英国教授的观点时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的、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藉由民众所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14]？之后，他又写了《论中国的共产》一文，再次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篇文章的副题是“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并建议他们“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15]。
罗隆基在文章中集中分析共产主义何以会在中国壮大，他认为国民党应负主要责任——
第一，国民党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共产党有今日的地位，共产主义在一般青年的头脑里成了时髦，谁也不能否认这是孙中山、汪精卫以及许多国民党领袖的功劳。
第二，国民党采用共产党的制度。如今国民党有党的组织，其党治的策略，由党而产生出来的政府，哪一项不是师法共产党、热衷共产党、整个的模仿共产党？
第三，国民党协助共产党实际的工作。先知先觉的遗教，为共产党主义作宣传，后知后觉的组织，为共产制度造实例。同时国民党下级党员的一切工作，又直接间接的为共产势力实现制造机会。他进一步认为,政治失败、党员失德,是一党政治的必然结果。在一党专制下,人民没有组织和言论的自由,亦没有监督、指责当局及党员的机会，独裁政治的结果,自然是专政者的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趋叛离，这就是如今共产党发展的机会。
整个《新月》时期，罗隆基发表过许多文章，他还用“鲁参”、“卤”等笔名写过许多书评。综合来看，这些文章都是围绕人权、宪政、约法等政治学理论的观念有他接近共产党,是由于中共当时的政治地位还没能将“党在国上”的观念体现出来。
（未完，点击这里：接下页）
【注 释】
原说明：本文编入《思忆文丛》时被删去一节，若干注释虽有内容并未被引用，如有需要可参考谢泳原著——扫校者注）
[1] 《人民日报》，1986年10月25日。
[2] 闻黎明：《闻一多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页82。
[3][4][5] 浦薛凤：《忆清华辛酉级10位级友（上）》，《传记文学》，第47卷，第2期，总第279号（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85年8月），页19、20。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香港：中华书局，1983），页502。
[7][8][9] 《新月》，第2卷，第2期。
[10] 《新月），第2卷，第5期。
[11][12] 《新月），第2卷，第5期。
[13] 《新月》，第2卷，第8期，第12期。
[14] 《新月》，第3卷，第1期。
[15] 《新月》，第3卷，第10期。
[24] [25] 吕孝信：《忆一对欢喜冤家——王右家与罗隆基》，《传记文学》，第24卷，第1期，总第140号（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74年1月），页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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