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正  来源：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扫校  本站发布（浏览数: 人次）

【本站按】朱正，从“反右”及几次所谓“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成为“反右、肃反”的研究者。无疑，当我们回首一个历史阶段，往往会看得更清楚。 朱正，1931年生，湖南长沙人，编审。1949年肄业于长沙长郡中学。历任《新湖南报》编辑，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编审，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改正，即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直到退休。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出版的著作有：《鲁迅传略》、《鲁迅回忆录正误》、《鲁迅手稿管窥》、《人和书》、《留一点谜语给你猜》、《周氏三兄弟》、《重读鲁迅》、《反右派斗争始末》、《辫子、小脚及其他》、《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序和跋》等。另编注有《鲁迅全集》第六卷、《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聂绀弩著《散宜生诗》等。（点击视频：朱正访谈）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近现代才传入中国的西方概念。
在近现代，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西方教育制度的引入和逐渐普及，识文断字的读书人成了拥有各种学历的文化人，或术业有专攻、承担传播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知识群体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上异于西方知识分子，在个体的养成和群体结构上也异于西方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与传统型知识分子相比，部分知识分子因其观念和社会功能比较现代而被称为“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当然，就个人而言，有的人既现代又传统，比如鲁迅、胡适就是如此；也有的个人则既非现代也非传统，来自两个方向的影响异化地交织在一起，使之成为知识分子乃至中华民族的异数，比如毛泽东。

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来看，他们体现了社会的良知。

若中国对应于西方知识分子的这个社会群体失去了社会良知，那就不应该被视为知识分子了。若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或其中的某些类型，虽然把社会良知藏在心底，但他们或者丧失了维护社会良知的勇气，或者失去了维护社会良知的机会和力量，那这个知识分子群体还该不该被算作“社会存在”呢？特别值得思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还存在吗？如果有，有多少，他们都在哪里？如果“消失”了，那么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准备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消失”的时点：1957年

把“1957”作为本文标题的一部分，只是为了指称的简洁，而不是强调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就“消失”在1957年。这一年既不是“消失”的起点，也不是“消失”的终点。“消失”的程序在1957之前30年就已经启动；“消失”的高潮在1957的10年后表现得更加惨烈；“消失”的余绪直到1957年过了30、40年后还在波动。

强调“1957”，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反右派”斗争。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用“反对个人崇拜”为口号，批评了斯大林。在遥远的东欧发生的这些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气候。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于这些，当时知识分子都是欢迎的，以为预示着政治格局将有所变化，自己可以有一番作为了。民主同盟的领袖章伯钧对罗隆基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1] 他情绪高昂地考虑着，如何发展“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开展工作。

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军队镇压示威群众，死74人，伤900多人。10月，曾被整肃的哥穆尔卡成为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在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拉科西被迫下台，最后苏军出动了坦克才把遍及全国的抗议镇压下去。

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使毛泽东十分反感。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从这时开始，毛泽东产生了一个“匈牙利情结”，担心在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性。他甚至作了这样极端的估计：“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就是在苏军坦克开进匈牙利之后几天召开的，波匈事件是会上的热门话题。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有两种“大民主”：“匈牙利事件”中的群众上街抗议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比如“大鸣大放”中听到的批评），属于“资产阶级的大民主”；而“整风运动”、“人人过关”，发动学生来斗教授，如以前的“思想改造运动”或后来的“反右”斗争，则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如果当时的知识分子得知毛所说的“整风”其实就是“思想改造”，大概就不至于对他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会有什么误解了。由此可见：现在不少人往往使用这样一种说法，即“由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未免与毛的真实意图有点隔膜。

在毛看来，“反右派”无非是“整风”的一种方法，或者说是“整风”运动既定的最后阶段，其中并没有什么转变，当然就更不能说有“180度的转变”了。

有些人之所以会误以为，1957年所发生的政治运动是由“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在按照自己所希望出现的“整风”运动来臆测毛泽东的意图，用最大的好意去解释“整风”指示里字面上的含义；一旦他们发现实际情况与自己的期望并不相符，就以为是党的方针“转变”了。

当毛发动“反右派”运动时，他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将他推行“整风”的意图说得十分明白：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脓包)，利益极大。^[2]

早在1957年的“帮助党整风”运动开始之前，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谈道：“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谈到民主党派时，毛泽东表示，“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不过，“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

二、“反右”前知识分子的幻想

1957年初，毛泽东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使用的还是“拉”的手法。他提出：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毛泽东所谓的“出钱买”，是指对私有资本被“公私合营”了的资本家付定息；所谓“安排点事做”，是指给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安排点政府机关的副职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

1957年3月，毛泽东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分别邀请到会的教育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在与文艺界代表谈话时，周扬说，秦兆阳用何直的名字写了一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有人因此批评他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秦兆阳很紧张。毛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结论，也用不着紧张，可以研究讨论。”^[3]

3月12日，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主题讲话。在讲话中他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4]

在这篇讲话中，毛提出“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观点：“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5] 显然，他的所谓“百家争鸣”并非许多知识分子所理解和希冀的那种不同学派之间的自由争论，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通过这种“争鸣”来克服“资产阶级世界观”，最终达到“一家独鸣”的结局。

但是，自从1956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话之后，不少知识分子以为，他们可以抱持自己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且为共产党所容。

例如，罗隆基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他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如同一个伟大的管弦乐队。乐队中弹琴的，吹笛的，敲锣的，打鼓的，在乐器上各有专长，在技术上各显神通，而这些音乐家的技术专长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的。……但乐队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乐队队员每个人的目的亦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乐队在为听众演奏的时候就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而后演奏出来才有和声，有节奏。这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百家争鸣”同动乱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不同的地方。^[6]

罗隆基苦心孤诣地分辨两个不同时代的“百家争鸣”，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他以“管弦乐队”来比喻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希望在这个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的乐队里参加“争鸣”，发挥自己的作用。

1957年3月，“民盟”开了全国工作会议。章伯钧在会上提出：要重新估价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不久，“民盟”中央又成立了4个临时研究组，分别研究“高等学校党委制”、“科学研究管理体制”、“有职有权”以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四个问题。他们显然希望让“民盟”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文教、科学这些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领域中，有较多的发言权、起较大的作用。据“民盟”负责人罗隆基后来作检讨时所说，他们当时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扩大“民盟”的影响和组织，提高“民盟”的地位；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7]

（未完，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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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注释】

[1]《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5号，第168页。

[2] 见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85-286页。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7页。

[4]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8至269页。

[5] 出处同上，第273页。

[6] 《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3号。

[7]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8号，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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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0年07月23日发布 / 2019-02-12 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