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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造时: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江南乡江南村人,原名雄生,1903年9月2日出生于一个经营竹木生意的商贾家庭。我国近代民主运动的先驱之一, “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著名“七君子”之一。 1917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后任清华学生会评议会主席。1925年8月,自清华大学毕业后,转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就读政治学,1929年6月获政治学博士学位,8月到英国任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师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拉斯基主要研究国际政治。 上海解放后,王造时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是著名的爱国人士。1951年起,王造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 1957年王造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1960年9月,摘掉右派帽子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王造时又受到冲击。在非法囚禁中备受折磨而死。1971年9月王造时因病逝世,享年70岁。 主要著作:《荒谬集》《世界近代史》。主要译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 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 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等。 (点击这里:收起/Close) |
王 造 时 传(节选) |
作者:何碧辉、赵寿龙 |
撰稿:何碧辉、赵寿龙(本站综合其它相关信息,有所修订) 来源:思忆文丛/中国周刊等 本站编辑转发 |
【本站按】国民党蒋介石欲杀王造时而不得。因反蒋抗日而发生的逮捕沈钧儒、王造时等七人的“七君子事件”,在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呼吁下,他们亦终获释,且在狱中最后以胜利者的姿态合影——国民党蒋介石可谓欲抓捕之亦不得。王造时因而愈来愈倾向中共。可后来在中共治下,他却因为说了几句话,而被中共当作敌人戴上“极右分子”铁帽子而专政,“文革”中又被抄家、非法囚禁,家破人亡,直至被折磨迫害致死。呜呼,我们不知蒋介石知道会作何想?是否会窃笑?王造时以及更多的“王造时们”又会作何想?这说明了什么?我们又该做何想? |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解放了,胜利了,在蒋政权下曾经历了“七君子”事件的王造时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十分高兴。他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
§ 积极投入
王造时是留学美国的政治学博士。他的爱国反蒋,通过“七君子”事件已经为世人所知。故解放初,王造时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特邀代表,上海法学会理事。另外,王造时还担任下列职务:
▲ 上海诚明文学院董事长(约1950年4月至1952年7月)原诚明文学院长董事冷螕辞职,院长蒋维乔请王造时担任。蒋去香港后,王又兼代理院长三四月,该校后来并入当时的上海大学。
▲ 上海前进中学董事长(约1949年至1954年7月)。解放后,《前线日报》所办的前进中学被查封,由孙晓村等出面改组校董会,与教育局接洽继续开办,推王造时任董事长,孔大充任校长,因经济困难,房屋又发生问题,孔不久辞职而停办。
▲ 上海正平补习学校董事长(约1951年至1953年)。该校由薛迪清(原光华大学商学院教授)创办,推王造时为董事长。后由教育局接办,改为中学。
王造时担任这些学校的董事长,至少对于当时减少教职员失业、学生失学这一点来讲,是有益的,这些都是“实务”。
▲ 1951年8月,王造时担任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又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近代史教研组主任。
解放初,王造时对党领导的各项政治运动,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等等,都是积极参加的。他自己认为,他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更是一步步跟共产党走的,积极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6年“救国会”工作是在党领导和影响下进行的。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是有贡献的。一般人也认为他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七君子”之一。因此他在民主人士中间有一定威信,常常代表民主人士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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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图为救国会领导人(前排左起)沈钧儒、史良、王造时、沙千里等参加上海各界群众的抗日爱国示威游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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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7人获释前在监狱里的合影。 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史称“七君子”。 |
§ 公开的表态与立场
王造时对新中国也确实是热爱的,这从他的言论中可以得到证明的——
1950年5月28日,上海解放一周年时,王造时在《几点感想》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确是我们人民的军队”;“人民政府是廉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1951年12月,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上,王造时代表特邀代表小组发言,他说:“我们在这里特别指出:“我们政府的各部门基本上是廉洁的、勤苦的、奉公守法的,是中国政治生活上空前未有的廉洁政府。”[1]
1954年8日,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普选时,王造时是上海四川北路选区选出的代表。他在普选时说:“解放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就有了普选的权利,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我个人曾参加过争取民主的运动,但在解放前,始终没有获得真正选举的权利。我没有选过别人,当然也没被人选举过。现在我领到了选民证,我特别感到愉快,感到兴奋,感到骄傲。”他还说:“这次选举是最平等、最普通、最民主的。再度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正确和伟大。”
1955年10月1日国庆时,王造时又发表了《我们今天庆祝国庆要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努力》的文章,他说:“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中国革命不可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成功,而只能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进行新民主义革命方能成功。并且只有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才能完成中国革命:我们一定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出大量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技术人员和专门人才。”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不仅指示着我们6亿人口的中国大步走向社会主义,并且是具有巨大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如果20年后我们来写世界史,这将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一章。”
王造时1950年代初发表的上述言论,与他30年至40年代发表的言论对比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年的王造时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而现在的王造时则是歌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的。
§ 不可略去的历史回眸:王造时被蒙在鼓里的“反苏”问题
我们无法断言,王造时在1949年以后处境有些尴尬的原因,是否直接与下面的事有关,但周总理在1956年确实听取了王造时的“解释”,并表示,历史问题大家说清楚了就好了,至少说明这的确曾是个“问题”——
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这个条约附有一个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等于两国均承认了“满洲国”——即中国东北是日本领土。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重庆救国会的几位领导觉得有必要公开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当场推举出王造时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王造时很快写了出来,在信中,他对苏联此举表示“莫大的遗憾”。
但王造时做梦也不会想到,如此爱国之举给他惹来了麻烦,中共内部某些领导认为,这封公开信是王造时一个人起草好,强迫大家签名的;更有甚者,认为王造时收受了国民党特务的贿赂,故意跳出来发起反苏运动。(【本站注】如此爱国之举,何错之有?)
王造时对此浑然不知,兀自继续着自己的工作。而且在1946年内战爆发后,王造时心中的天平已慢慢偏向了中共。这就是王造时1949年以后虽有某些“郁闷”,但仍积极投入各项工作的基础。
【延伸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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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 2005-06 编辑转发 / 2018-11-28 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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