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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共产党宣言》的误区 |
·辛子陵· |
撰稿:辛子陵 来源:http://blog.renren.com/share/242010375/4304825373 本站编辑转载 (浏览数: 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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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统一前夕,西德的人均国民收入比东德的人均国民收入高四倍。西德的产值占两个德国全部产值的93%,东德带给大家庭的财富只占国家全部财富的7%。统一后,联邦德国作为全德国的中央政府拨出巨额资金帮助东部同胞,对于帮助东部地区人民克服经济困难,加速经济结构的改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东德统一社会党垮台后,该党政治局委员、长期负责意识形态的京特·沙博夫斯基对本党的失败有深沉地反思。⒁ 他带着亡党亡国之痛说出了两个令共产党人“沮丧”的真理——
一是国有制不如私有制。在“国有制框架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永远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说“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率更高的一种形式”是欺人之谈。国有制的优越性是理论家推导出来的,是虚幻的,例如理论家们最爱喋喋不休地宣讲:“工人们在国营企业干活是当家作主,是为自己干活;在私营企业干活是为资本家做奴隶,是受压迫、受剥削.”德国工人的实际体验是,在东德国营工厂里“当家作主”,挣五百马克;到西德私营企业里去“受压迫、受剥削”,挣二千马克。工人们“用脚投票”,逃往西德,宁可“受压迫、受剥削”去挣二千马克,也不留在东德“当家作主”。
【本站评注】无独有偶的是,老百姓用脚投票,逃亡香港的“逃港黑潮”从1949 年以后持续了30 年,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后,才逐步自然止息。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点击:浏览相关视频)
二是社会必须要有资本家。这个“令人沮丧”的真理是共产党人最不愿意接受、但又必须接受的,只要他们不想像德国统一社会党那样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资本家是什么?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阶层。尼克松认为:“东欧四十五年的共产主义‘和平’,甚至比西欧五年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管理阶层的摧残更加严重。东欧国家普遍缺乏使资本主义杠杆起作用的高级经理、会计师及其他专业人才。”⒂ 对资本家进行诋毁,把他们妖魔化,都赶到西方去,使东德发展经济时失去了先进生产力的领头人。这是一种痛苦的反思。东德与西德相比,多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包袱,少了一个管理阶层。这一多一少,是东德经济搞不上去的根源,是东德亡党亡国的根源。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个世界,但最终没有能够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当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进攻苏联,企图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验扼杀于摇篮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因为人民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优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富裕更公平的社会制度,经过一段艰苦努力老百姓可以过上好日子;当资本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和平共处了两代人的时段,用先进生产力创造巨额财富改善人民生活,以抗拒“赤祸”蔓延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旗帜的社会制度——的致命的短处就暴露出来了,除了“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立供高级干部享乐的“共产主义”外⒃,下层干部和普通百姓得到的只是多做奉献、少拿工资的教育以及一大把限量供应的票证,“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办法造成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办法让人民过上像欧美百姓那样富足的日子。和平演变是双向的,公平的,不可抗拒的,优胜劣汰。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是历史的必然,还得回到在改良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改善人民处境的现实中来。
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无论遭到多大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脱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走向更高生活水平的平等和正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不能消灭的,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的最根本的教训。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共产党宣言》的继承和发展
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共产党宣言》的最大误区。
1920 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要求,将一批私营企业改组为国营企业。后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1924 年联合政府下台,停止了国有化政策的实施。民主政治能够保证及时纠正重大政策的失误。
瑞典社民党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关键,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不是所有制,而是分配方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就是说由政府(在工会监督下)通过税收把一部分企业利润分配给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别,建设福利型国家。这样一种认识成为他们的新的施政纲领,1932年通过大选再次上台执政时,大得人心,既得到了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拥护,又得到了资本家的拥护,竟连续执政四十四年!
在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冲击下,经过一百多年的改良,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工人的劳动时间由十五、六个小时普遍降低到每天八小时,工人的劳动报酬也已超过自己和家人的衣食所需,有了王震亲眼所见的花园洋房,有了汽车,有了电视、冰箱、空调等过去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消费品,有了自己和家人从生到死伴随一生的社会福利保障。
1986 年美国经济学家W·E·H·哈拉尔出版《新资本主义》一书,宣告“旧资本主义的消亡”,“新资本主义犹如一只从垂死的时代的灰烬中飞出来的凤凰”,“超越现有的‘旧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的僵化的意识形态。”世界进入新资本主义时代。“发达国家的收入增长了十几倍,从多数人每年只靠几百美元维持生活到今天(注:这些话是1986 年说的)每个家庭的收入达到二万六千美元以上,而每周的工作时间却从七十小时缩短到不满四十小时。有史以来,生活的基本需要第一次得到了合理的满足,人的寿命延长了一倍,物质生活也普遍变得很舒适。”⒄ 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掌握的先进生产力,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和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水平。人们的经济关系可以不再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残酷争夺,可以是双赢的结局,使每个人都成为受益者,尽管受益的多少有所不同,这是一种普遍受益的同向分化。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没有尖锐化,没有出现爆炸性局势,秘密就在这里。
我们一直有一个大义凛然的说词:把私营企业改造成为国营企业,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事实又如何呢?从1957 年到1978 年,我国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后的二十年间,新建的和改组的国营企业由于制度性的先天缺陷,连年亏损,职工工资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5.7%。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1957 年的582元下降到1978 年的549元。⒅
日本是被我们视为“制度落后”资本主义国家。从1955 年到1973 年,日本三十人以上的企业职工工资提高了将近三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九倍。结果,剩余价值率从1955 年的 314% 提高到1970 年的443%,是一个劳资双赢的结局。⒆
§ 对待“剥削”问题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剥削的起点是奴隶制。奴隶制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最野蛮、最残暴的制度,但它的出现比起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所以恩格斯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就没有近代的社会主义。⒇ 如果从纯道德的观点认识问题,剥削当然是不人道的。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来,剥削这种现象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是伴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来到世间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本身就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表现。在原始社会里,人们没有什么剩余产品,也不可能有剥削;生产发展了,人类社会有了剩余产品,才出现了私有制,为剥削提供了可能,产生了奴隶制、农奴制和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制度。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地改变着私有制的具体形式,同时也不断地改变着剥削的具体形式和递减着剥削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当科学技术已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在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不断扩大时,马克思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理论就逐渐缩小范围直至完全不起作用了。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前提下,剥削才能趋于消亡。
所以,剥削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历史现象,它存在的历史理由,就在于它对于历史的进步是一个不能超越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剥削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在“量”和“度”上必须严格地加以限制,绝不能允许野蛮资本主义时代残酷剥削工人的情况再现于中国。
对待剥削问题,瑞典社民党的经验是:“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动的利益。社会民主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本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统治的反对者。”(21) 瑞典社会民主党既保护私有制又始终代表工人利益,这就走出了必须消灭私有制才算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误区。
你要真想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像日本那样在二十年内给工人提高三倍的工资,就得团结资产阶级,保护私有制;私有制不仅和资产阶级利益攸关,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共损共荣的。
在中国,由消灭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到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经历了漫长的、曲折的探索过程。
“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本意是要向全国人民宣示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为了防备“左派”攻击,宣传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虽然声势很大,但根本没敢点破主题。要继续用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就必须点破这个主题,让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不仅在法律上合法,而且在理论上、在舆论上合理,成为光荣体面的事业,成为富民强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
“三个代表”的新意是: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面的继承(正是《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对其错误方面的超越,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科学发展观超越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姓马姓修的宗派狭隘眼界。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相容的。这是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义。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22) 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
经过反复和对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给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比消灭资产阶级大得多的物质利益。2006 年中国民营经济在GDP的比重为 65%。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取消农业税是不可能的。
2006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二十一万亿人民币,比1980 年增长10.5 倍;国家财政收入已达三亿九千三百万元,比1980 年增长32.4 倍。(23) 有了这样的经济实力,胡锦涛才能很有底气地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要把民营企业家当作管理层使用,并吸收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们的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最深刻的总结,用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两面政策。一方面“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保障职工合法权益”。(24) 讲团结时不忘调节分配,为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谋利益;讲斗争时不忘保护私有制,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中共在新时期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企业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一切过“左”过右的政策均不能达到既发展生产又实现社会公正、既繁荣经济又改善人民生活这样两项目的。
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突破了马列毛的局限,走出了《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的误区,建立了改革派的话语权。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郑重宣告:这个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今后,指导改革开放兴利除弊的理论和衡量改革开放是非成败的标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主义和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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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⒁ 见《京特•沙博夫斯基采访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⒂ 尼克松:《新世界》,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24~125页
⒃ 见《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51页
⒄ [美]W·E·H·哈拉尔著:《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8页,第一章《旧资本主义的消亡》第3页,第9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第392页
⒅ 刘仲藜主编:《奠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⒆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⒇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页。原文说:“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的国家、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也就没有罗马国家,而没有希腊和罗马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全部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这样的状态为前提的,在这状态中,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又以同样程度为人所必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权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也就没有近代的社会主义。”
(21) 2001年11月6日威斯特罗斯代表大会通过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
(22) 胡锦涛:《在中国*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23) 田纪云:《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第3页
(24) 见2005年2月24日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一)、(二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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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 2009-04 编辑转载 / 2022-04-07 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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