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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鼓励给他献上“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红卫兵宋彬彬“要武嘛!”——“圣旨到——”北京出现文革抓人、打死人的高峰,全国真的全面“要武”——武斗一发而不可收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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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反 思· |
我们的精神坎陷 |
作者:王 康 信息来源:爱思想网站等(2009年) 本站编辑转发 (本页浏览: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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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精神先贤祠中的旷世才子和悲剧英雄陈寅恪,虽早已深味“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这一绝世悲情,虽然曾写下千载之后也必令人唏嘘长叹的绝命挽联:“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但这位中国学术精神“百年来第一人”仍然生死坚称: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依然生死坚信: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华厦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世纪之交,中国最后两名盖世通才和道德君子钱钟书、李慎之与当年熊十力、陈寅恪一样,寂寞而通达地撒手尘寰。虽然迭经磨难,他们留给我们的依然是澄明的心迹和赤诚的期盼。前者拒绝一切来自官方和世俗的祭悼之前已相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后者更以一位“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人”的“希望与信念”反复寄语国人:“十多亿人民,如果自己不能立,又谁能立之’?这是非得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源、最精华的东西不能为功的。我们如果能依靠中国传统,结合当代学术,求得一点真知,使中国十多亿人民能在道德上卓然自立,那就可以说已经给东方文化争了气了,也就可以说给这个道德普遍低落的世界做了很大的贡献,而给东西文化的融合共进打下了一个结实的基础了.”
他们承担和表达的,早已不再是个人的恩怨荣辱,而是一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二千年的托命,一百五十年的夙愿,这种托命和夙愿很可能是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的方舟。他们念兹在兹,生死与之的一切,正是中国人走出精神坎陷,自我救赎、自作主宰必经的荆棘之途。令人深心抑郁痈惜的是,尽管他们是中国真正忠诚而傲岸、坚贞而英勇的精神仆人,他们之于中国止如康德、歌德之于德国,他们作为中国良知,勇气和智慧的真正代表一再发出的告诫和预言是中国真正贞下起元、否极泰来的泣血福音,这个浮嚣、虚骄而危殆的时代对这一切连同他们的死亡却置若罔闻,浑然不觉失却了什么。
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度,寻常的错乱,混沌、危机皆不足畏,中国在二十世纪历经的磨难与浩劫,使我们几乎能承载和抵御一切普世困厄。但是,如果中国一味罔顾自己先知空谷足音般的箴言,继续沉迷于内部异族精神统治,找不到争不回自己的文化自信和精神生命,任凭自己在物质扩张和精神坎陷严重失衡的歧路上渐行渐远,始终不愿或不能迷途知返,那么“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诅咒,恐怕将在萧墙之内酿成弥天大祸。
西谚道,上帝欲让人死亡,必先使其疯狂。“9•11”恐怖悲剧中中国年轻一代(我们的精神继承人)令世界震惊而令我们失语的狂欢表演,已明白无误地表明,如果中国继续任凭历史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和世界虚无主义泛滥,任凭我们的精神坎陷日益深巨,从1957 年到1976 年的邪恶而荒诞的历史纪录,将被并未价值中立和意识形态虚空化的年轻一代大大刷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将不过是低调的序幕和无聊的预演。
在爱因斯坦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后十几天,普鲁士科学院公开谴责爱因斯坦“不仅成为德国现政府的敌人,而且也是德国人民的敌人”。该科学院指出,爱因斯坦本来可以“为德国讲句把好话,在国外本来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爱因斯坦对此回答道:“要我去做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放弃我终身信守的关于自由与正义的见解。这样的见证不会象你们所估计的那样,是为德国人民讲好话。恰恰相反,它只会有利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正在图谋损害那些曾使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里赢得一席光荣位置的观念和原则。”历史已证明,是孤独却以复兴祖国历史文化为己任的爱因斯坦,而不是德国内部强悍而狂妄的“异族统治力量”,为德国赢得了新生和未来。
爱因斯坦在逝世前一天,曾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上》最后一次签名。作为—名对自然奥秘和人性底蕴都有先知般洞察力的世界主义者,爱氏的临终遗言是留给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体人类的:
知道得最多的人,也最忧心忡忡。 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绌的则是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斗争。 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吧。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
(全文完。点击这里:返回前页)
【编后记】
王康先生的思考和论述,无疑是有深度和广度的,对精神文化专制主义的鞭笞也是无情的, 对读者不无启迪。
从表面看,当代中国因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出现严重的“坎陷”——其原因众所周知,这才出现了当下社会道德的“滑坡”, 出现王康所言之“9·11”后“令世界震惊而令我们失语的中国青年的狂欢表演”,乃至一些所谓极端民族主义愚蠢的“爱国”暴力骚乱,等等。王康认为由于“我们的精神坎陷”久久未能得以跨越和修复,因此,即便如“文革”也只是“低调的序幕和无聊的预演”——亦即极有可能被一定程度地重演。这因果关系似乎不错;于是,推出结论:必须“找回文化自信和精神生命”。王康先生虽未有言明,但我们明显感受到某种“文化决定论”的意蕴。
可是,我们的“精神坎陷”是怎样产生的?难道是天生固有的?如何使“中国人走出精神坎陷,自我救赎、自作主宰”?王康没有论述。而这,正是最关键的问题——在想成立一个“NGO”都不可能的情况下,在这个那个不准“妄议”的大环境中,在一本《××春秋》杂志都无法存在的时期,在大学老师也不准说三道四动辄被处分和下岗的背景下,能让“思想、学术、精神”独立和自由吗?如何“自我救赎、自作主宰”?如何能“走出精神坎陷”?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民族的所谓“文化”是从哪里来的问题,涉及怎样才能改变和剔除文化糟粕的问题。
所以,被洗脑几十年且在继续洗着的情况下,欲“走出精神坎陷”, 首先必须改变文化精神及“意识形态”专制体制,获得思想、精神的独立、自由之基本权利,而后才可能论及“自我救赎”,这才是当务之急。否则,就只能是停留在呼吁和坐而论道的层面。
此外,所谓中国人的“文化自信”,非有恰当而准确的限制条件是不可轻易呼喊的——君不见,中华文化中向来是“瑰宝”和“败絮”并存的——不论专制独裁(马克思加秦始皇)、亦或宫廷政治欺诈;不论愚忠宰相,亦或奸佞权臣;不论焚书坑儒,亦或株连九族;有哪一样不能在中华文化中轻易找出它的范式?真可谓“大全”!太祖“批孔”,原因多种,姑且不论。除此,君不见,在太祖之卧室兼上书房里,那齐齐扎扎的线装书,何尝不都是“中华文化”?一个人的专用书房,何尝不标志着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退而言之,即便“儒学”,其中固然有 “瑰宝”,但谁又敢说其中没有“鸦片”?否则,为何袁世凯称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祭孔大典?为何当下“学术明星”可以上国家媒体大讲《论语》,谓为“心灵鸡汤”,而某些讲学则被封杀和打压?……正是数千年宫廷政治中君王昏聩、构陷忠良、奸臣当道、争权夺利、篡位谋权的历史轮回戏码一直延续至今,绵延不绝,才衍生出这样的“文化”!
笔者恭敬中华文化,自当时常汲取其有益滋养,但说起“我们的文化自信”,却是常常心头发怵的,尤其是想到太祖的“上书房”和“马克思加秦始皇”时。
此为读王康先生此文感想,权为“编后”,亦欢迎雅正。其它感悟见下面第一条本站的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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