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阅：历史上的今天 Today's Highlight in History
林昭遗像（摄于1958年）

1. 钱理群教授：1956、1957年——中国的农村、工厂和学校
2. 中央党校韩钢教授视频讲座：反右运动的前因后果（完整视频）
3. 沈志华历史讲座：从“整风”转向“反右”的过程和原因
4. 【历史回声】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镇压（短视频）
5. 【专辑】从“整风”到“反右”：1957年《人民日报》上的历史纪录（本站整理）
6.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1957.5.1.发表）
7.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毛起草中共党内指示,当时未公开发表）
8. 林蕴晖教授：高干右派——反右运动的“党内战场”
9. 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新华网）
10. 新华网：毛泽东搞“人民公社”的思想源头
11. 从“党内整风”到“全民整风”——“反右”的真正“扩大化”，反右波及工农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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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杜光：“五·一九”民主运动精神不朽
13. 林希翎：1957年中国右派的代表与象征（钱理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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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15. 朱正/1957：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消失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
17. 丁抒:五七年在工农中的反右运动
18. 钱理群：1956、1957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点击这里：可下载word版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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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千古奇冤 无稽之谈：章罗同盟
20. 【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越是崎岖月平坦——章伯钧
21. 安徽省社科院/宋霖：公正评价1957年的章伯钧——兼与《毛泽东传（1949-1976）》作者商榷（《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1期）
22. 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1957.6.2.《人民日报》报道）
23. “大右派”葛佩琪真是要“杀共产党人的头”吗？
24. 【纪实】傅雷--士可杀不可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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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应学俊:《建国大业》、民盟及其它
26. 终生不予改正的中央级“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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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应克复：反右斗争的历史后果（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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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不可忘记的“夹边沟”（视频）


点击：到本站“人民日报”上的“整风-反右”记录…

作者：本站综合编辑述评    来源：官方党史及相关资料   （本页浏览: 人次）

所谓“反右运动”，是指 1957 年在中国大陆开展的“反右派”政治斗争运动。运动最激烈时段约半年多，连同尾声约两年。

▲ 基本情况：

凡对中共建政后的治国理政及政策有不同意见者，或对本单位党的领导人提意见者，大多被打成“右派”（点击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据官方资料称，全国 552,973 人被打成“右派”或“极右派”：一部分被判刑坐牢，相当多数在原单位降职降薪沦为“专政对象”，监督劳动；或开除公职卷铺盖回家，交群众监督改造，失去人身自由（无须任何司法程序）。“右派”必牵连子女等家人，他们在工作、升学、招工等方面皆受到种种压制和各种障碍……

“右派”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包括大中学生）及党内外干部（点击参见《林蕴晖：高干右派——反右运动的“党内战场”》），凡对中共及毛急躁冒进的极左“社会主义”政策（“统购统销、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有意见或不同看法的人，被打成“右派”或“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参阅左侧第9条链接)——在1957～1959 年，共 300～400 万党内外人士因此受到各种不同的处分，“右派”中的“极右”分子有的被判刑入狱。

几年后，在纠正大跃进政策错误及大饥荒后，一部分右派被“摘帽”（不是“平反”或“改正”，形同“刑期届满”，毛无奈默许，文革中毛称之为“翻案风”）,但很多人公职和工资并未恢复原待遇，仅仅是从“专政对象”中被排除而已。而在实际中，他们依然是被人歧视和欺凌的“贱民”被称为“摘帽右派”,更无须说重获什么重用，填写各类登记表在“政治面貌”一栏，仍须写上“摘帽右派”,否则即被视为对党不忠实。（参阅：《从党内整风到“全民整风”——略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的全民整风运动》）

▲ “反右运动”的前奏或背景：

“反右运动”的前奏或曰背景却是中共的党内“整风”。

1957 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即所谓“三风”）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此举可视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毛泽东再三要求民主人士、党外群众要积极“帮助党整风”，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基层各单位也如此再三动员。于是，有了“鸣放”、贴大字报“提意见”——后被毛称为“右派向党进攻”。

▲ 中共开展“整风”的国际背景，是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暴行的“秘密报告”所引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动荡,人们终于敢于说出对斯大林以及极左的“苏式社会主义”的强烈不满，纷纷要求改革,出现了所谓“波匈事件”等，同时也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等一部分人群的思考。(点击：短视频《“匈牙利事件”与整风-反右》)

中共对于斯大林被揭露这一事件,内心是矛盾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即“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毛泽东与中共没有了钳制自己的国际共运“教父”,而且苏式“社会主义”也并非完美，中国可以不必唯苏“马首是瞻”而放开手脚按自己的意愿治理本国和参与“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国际事务,甚至成为国际共运“领袖”；忧的则是失去了“斯大林这把‘刀子’”（毛语），担心“权威”倾塌而出现思想的混乱。

▲ “反右运动”的国内背景大致是：

一些地区因极左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导致群众利益受到较大侵害，一些农村干部横行乡里、教育发展不足导致农村孩子不能升中学等诸多因政策造成的人民群众不满,各地出现反对的声音,有些地区有农民要求退社，有些地区也有游行，中共称之为“少数人闹事”。

毛还沉浸在几年内即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喜悦和自信中——几年内就基本消灭了数千年来的“私有制”——他没有看到极左政策和制度的问题，而认为出现的一些问题只是工农干部进城后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引起的，认为开展他拿手的运动——“整风”，让干部们清醒清醒,“洗洗澡”，就会化解矛盾，便不会出现“波匈事件”那样的风浪。故“整风”主题成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整肃“三风”（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党内对如此向全民的“开门整风”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维持稳定其实是抵触的，故党内一些人就认为这会引起乱子，对“整风”有所抵触。而毛则自信地到各地巡视，召集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开会，一再“诚恳地”要求党外人士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帮助共产党整风（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共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也是这么说的），坚信“三风”稍整，中国社会主义便没有了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危险，甚至如此宣示：“对于一些带原则性的争论，可能的时候应该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必须容许保留不同的意见”。(点击：短视频《“匈牙利事件”——整风·反右》)。以善意推测，起码毛对国内形势是误判了。

“整风——鸣放”使1949年以来党内外人士及百姓对中共一系列极左政策、行为的意见乃至气愤纷纷表达出来。毛坐不住了，于是“反击”——“整风”转为“反右”。

（点击浏览《钱理群教授：1956、1957年——中国的农村、工厂和学校》）

后来，人们将毛此举斥为“阴谋”，是故意“引蛇出洞”，而毛在事后则自称他是搞的“阳谋”，而对“言者无罪”则只字不提了。无疑，这是文过饰非的，毛不能说自己对形势的误判。关于此，沈志华教授有基于史实的令人信服的分析——

（参看视频：沈志华历史讲座：从“整风”转向“反右”的过程和原因 ）

▲ “反右运动”的后果：

“整风”成为走过场，反右以后再无人敢“帮助党整风”；中共党的工作重心转向阶级斗争；全国党内外万马齐喑，谁也不敢表达不同意见，对此，毛自己也曾坦言。党内（确切地说是毛泽东）的主观主义愈来愈一意孤行，个人专制主义愈来愈不可一世，“左”的错误愈来愈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以致权力一再失控，直至“文化大革命”将国家推到崩溃的边缘。（详细参见《应克服：反右斗争的历史后果》）

▲ 难以自圆其说的“反右运动”“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谬论——

中共自己对“整风—反右”的评价： 文革终结后，亦即反右运动过去20年后，中共在正式的《决议》中轻描淡写、遮遮掩掩地说道：“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中共党的工作重心转向阶级斗争，全国党内外万马齐喑，谁也不敢表达不同意见，党内（确切地说是毛泽东）的主观主义愈来愈一意孤行，个人专制主义愈来愈不可一世,“左”的错误愈来愈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以致权力一再失控，直至"文化大革命"将国家推到崩溃的边缘。”
（以上引号内为原文照引自：1981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上所言，试图维持“反右”的所谓正确性和必要性，但这是荒谬的——其实事实和逻辑很简单，我们就用中共自己《决议》中的话来推论：即便确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发动进攻”，那又有何必要开展如此全国性的“运动”？为何一味极左胡批乱整弄得冤案如山？即便有几十人、百来人是“真右派”，有什么先例能证明举全国之力去对付这几十人、百来人是“正确的、必要的”？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 人，1978年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其中中央级5人，分别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

退一万步说，即便那96人确实是该死的“敌人”，对这丁点儿人举全国之力运动之、斗争之，且带来严重恶果，这能说“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吗？为不到100人的“敌人”发起波及全国的大战役且造成50多万（实际更多）冤案，这是“完全必要”的吗？

而所谓“不予改正”的那96人中，有几人有“颠覆煽动”的有组织行为呢？如此完全以言定罪，这也是“完全正确”吗？如果说“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的，且章伯钧、罗隆基等几十人至今不予“改正”,那么，为何对章伯钧等钦点的全国有名的大右派，在他们去世时，统战部都给予很高的盖棺定论式评价呢？为何“大右派”章伯钧的骨灰还被置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呢？这是何等的高规格？(许多党内高官死后欲进而不得) 这一切如何自圆其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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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07-09-12 编辑转发 / 2018-11-28 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