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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继续召开的座谈会上 提出尖锐批评和改进工作的积极建议
16. 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反右”4个多月后才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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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应学俊 阅读札记：不可忘记的“夹边沟”（系列图文/视频）（另见：中国文艺创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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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专辑】从“整风”到“反右”：1957年《人民日报》上的历史纪录（本站整理）
41. 章乃器：我的检讨 （在1957年7月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42. 章乃器在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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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起草中共党内指示，当时未公开发表）
45. 丁抒：五七年在工农中的反右运动 使大跃进通行无阻(另一链接)
46. 应克复：反右斗争的历史后果（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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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48. 朱正/1957：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消失
4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
50. 钱理群：1956、1957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点击这里：可下载word版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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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到本站“人民日报”上
的“整风-反右”记录…

（一） 抗 争

以死抗争是最激烈的一种。

甘肃通渭县长田步霄，这位 1956 年仅 30 岁出任县长的青年，在1959年写下了“土地荒了,人民饿着,咱们把罪犯下了”后自杀。死后的第二天，他被开除党籍，机关干部对其进行批尸活动。^{43}然而民众自有公论,在20世纪80年代通渭一些父老乡亲说田步霄是主管某个城的神。^{44}1959年2月河南郸城县副县长卢世仁因抵制当时的浮夸、瞎指挥和违法乱纪，受到批判斗争，自缢而死。^{45}

上书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抗争。面对问题，一些有良知的官员采取上书的方式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1958年山东省郓城县实际亩产300斤却上报为“全国亩产双千斤县”，县长鲁成给党中央、毛泽东、周总理写信6封，如实反映农民逃荒、领导干部说瞎话的情况。信件退回菏泽地委后，鲁成开始遭受批斗。11月地委将鲁成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其入狱，并先后两次召开万人大会批判。11月底许多为鲁成鸣冤的学生、干部、群众被开除、撤职或批斗。1959年4月鲁成出狱，改定为右派，1964年恢复党籍，改为党内警告处分，到1984年才彻底平反。其妻原任县妇联主任，因受诛连被开除党籍，劳改3年，1962年甄别，1984年彻底平反。^{46}山东省临朐县副县长刘善良向县委书记反映了缺粮的情况，但是没有引起注意。刘认为如果不及时采取得力措施，会有更多的人饿死，因此冒丢官的风险，直奔济南，见到了省领导，如实汇报灾情。^{47}

1958 年甘肃省镇原县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以县委和个人名义，多次向省政府、平凉专区反映全县严重缺粮问题，却被上升为政治问题。省委派工作团进驻镇原县，制造了“反革命集团案”，逮捕了许、张等县、社干部。此冤案到1981年3月才彻底平反。^{48}

安徽省贵池县县长徐世达因如实向上级反映农村中的严重困难情况，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徐世达代笔给党组织写信的人，也被迫害致死。^{49}

公开上书的结局是悲惨的，因此有的人不得不采取写匿名信的方式。当年四川省梁平县委书记明朗在七千人大会上给毛泽东写了封匿名信，揭露了四川省的问题，指出：

有的县饿死人将近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不少县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四川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还要饿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

被匿名信指责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事后追查写信的人，但并没有查到。一直到“文革”期间，李井泉被打倒后，明朗才承认自己是写信的人。^{50}

河北蔚县县委副书记贾振兴1962年给中央与毛泽东写信说：

农村经济破产，群众生活极其困难，群众连最低生活都不能维持，百分之八九十的群众破产度荒，离婚早婚，浮肿干瘦病死严重，甚至少数人卖儿卖女，妇女卖淫。因而，群众对集体经济丧失了信心……群众要求“包产到户”。^{51}

1959年河北平泉县委副书记余众仆给中央写信，为彭德怀鸣不平，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下放。^{52}

河南省固始县委副书记石华向中央写信反映了群众生活、死人情况。^{53}

值得思考的是，敢于向上反映问题的居然多为副职（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县长实际上是副职，一般都是兼任县委常委、副书记）。

（一） 抗 命

公开违抗上级命令的不多，比较迂回抗命的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开仓救人。县级官员是没有动用粮仓的权力的，但是还是有少数县官在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开仓救人。1960年4月新疆裕民县委书记孙文高认识到再不解决缺粮问题，饿死人的情况将很快发生。孙提出先从国库中拿出40万公斤粮食渡过难关，并说愿承担全部责任。事后塔城地委对裕民县委未经上级同意擅自放粮给予了严肃的批评，但对其关键时刻敢于承担责任的作法给予充分的肯定。^{54}

1959年秋季征购开始，河南平舆县委书记常久通和县长曹铭强调留足种子、饲料，安排好社员生活再抓入库，不许购透底粮。在澄清全县情况后，县委决定停止征购，向地委写报告要求拨给统销粮1800万公斤。不久两人被地委视为右倾，常久通被撤职，曹铭被下放生产队劳动。^{55}

二是为了多留粮食。个别县官采取了瞒报粮食产量的对策。当年安徽省涡阳县委书记胡泉瞒报500万斤入库粮食，并且尽量少征购粮食，因此，1959年冬至1960年春涡阳饿死人是全区10个县中最少的一个。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胡泉在刘少奇参加的分组会上，就瞒报问题作了检讨，说500万斤粮食全供应群众吃了。刘少奇表态说，这不是错误，是救了群众的命。^{56}

1961年3月，青海省海晏县委因生活困难瞒报了20万斤库存青稞，以补贴农牧民口粮和食堂的亏损，事后由于粮食局统计员的检举，县委书记肖光被停职调离。^{57}【建议参考短视频：腾飞中国60年纪事：上要征购，下要瞒产】

有时，县官并非瞒报，只是实事求是，结果招致祸害。山西省河曲县委书记刘毅将属于浮夸虚报的70多万公斤粮食主动进行了纠正，1960年反而被定为“瞒产”，为此被撤职，并且中央通报了全国，此冤案后来得到平反。^{58}

三是改变上级命令。有些县官对上级命令并不照搬，因此救了一些民众。“大跃进”时，玉林地委布置冬季深耕，不布置冬种，不再多收一季粮食。博白县委书记邹林提出“博白要先冬种，后深耕，争取多收一造粮食”，得到了地委同意，因此收成比其他县好。^{59}

四是变通政策。一些比较有责任心的官员在饥荒面前采取一些得力措施，救了大量民众的命。山东省昌乐县没有饿死人，因为县委书记发现粮食将减产后就发动群众大种南瓜，南瓜成为饥荒来临时群众的“保命瓜”。^{60}1959年2月县委书记王安广到云南省建水县任职后，给农民发还自留地、自留牲畜，开放集市贸易，将3个公社从大队所有制改为小队所有制，提出停止办公共食堂、分口粮到户、自愿参加食堂,结果1960年2月王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61}

四、处 分

必须有人对灾难负责，而县官则成为最易代人受过的群体。当年大批县官受到各种各样的处分。【表1】是笔者查阅到的饥荒中损失严重的河南与甘肃两个省的情况，1958～１961年间县委书记更替次数甚高。在一些灾难深重的地区，县委书记更替次数更加频繁。【表2】是著名的“信阳事件”发生地之信阳地区的地委书记与县委书记变动情况，从中可知，县委书记几乎无一幸免。

表1： 1957～1963 年 河南省与甘肃省县委书记更替情况   单位：次

说 明：  （1）河南省查阅了 98 个县资料，甘肃查阅了 48 个县资料；  （2）有些县的县委书记在1年内更换2次。资料来源：根据各地地方志整理。

表2： 1957～1963 年 河南省信阳地委、县委书记变动情况

说 明： （1） 1 个“√”代表示更换 1 次； （2）淮滨县1960 年撤消，1962年恢复； （3） 1960年后罗山县委书记由地委副专员兼； （4） 1960 年光山县委正副书记、县直各部门第一负责人（除档案科外）全部撤换。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共产党河南省信阳地区组织史资料》整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表2是著名的“信阳事件”发生地之信阳地区的地委书记与县委书记变动情况,从中可见,县委书记几乎无一幸免。

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处分标准，县官的命运相差很大，这可能也是一些人后来对处分不服气的原因之一。山东省范县（后来划归河南省）非正常死亡 26785 人，水肿干瘦 56700 人。这么多人非正常死亡，在其他省份可能至少要撤职，而山东省只是把县委书记和县长调离了事。^{62}

（一）处 理

1. 判 刑

最严重的处理是判刑，个别县官被处死。这一期间被处死的县级官员并不多。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1959年粮食实际总产只有 6566 万斤，完成征购4973万斤，占实产的75.73%。农业人口人均口粮只有近60斤。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县范围内发生因饥饿死亡、浮肿和外逃的情况。一个只有12万人的县死亡1801人（纯属饿死的793人）,浮肿2605人，外出逃荒8518人。^{63}

一位读过私塾的老农民上书毛泽东——

中宁县，有第一书记兼县长齐丕文等，夺权希宠，媚上邀功。只知利己，不顾害人。特吹超产，逼购公粮，乡村农库，洗扫一光。迄今三月，讹不供应。蒙欺舞弊，俄杀黎民。饭糗茹草，嚼曲啖糠。探巢挖穴，遍地饥荒……^{64}

不久老农民被捕。接着，又发生县委书记齐丕文枪杀自己的妻子，被侦破，关进监狱。老农民后获释，但他的案子从此无人过问。县委书记齐丕文被处死，成为这一时期唯一被处死的正职县官。不过这位县太爷之死并非因为饿死了老百姓，而是因为他残忍地谋杀了妻子，并企图嫁祸于人。

当年还有一位被判处死刑但没有被处死的县委书记，就是信阳地区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光山县是当年饥荒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960年有民谣：

光山县，两头尖，中间住个马龙山。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千万。^{65}

马龙山因涉嫌打死张福鸿被判死刑。对马定死刑报中央后，毛泽东说他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后来改判为死刑缓期执行。^{66}对比齐丕文与马龙山的命运,让人寻味。

当年作为县委书记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有山东高青县委书记马德杰。同时高青县长李森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其罪名是齐东县土地荒芜、群众外出逃荒、非正常死亡严重。此案1979年后落实政策。^{67}

根据笔者所见资料，当时因为造成饥荒而被处死的唯一副职县官是一位副县长。贵州省湄潭县1959年实际粮食总产1.99亿斤，县委主要负责人浮夸为8.46亿斤，大搞反瞒产、高征购，致使全县农村1959年11月下旬至1960年元月中旬断粮近两个月。1958 年末人口 24.4 万人，1960 年末人口18.2万人，减少6.2万人。1960年6月原县委第一书记被打为蜕化变质分子并被捕。1960年4月30日副县长兼绥阳公社书记被捕，8月30日枪决（1983年平反）。^{68}

除了死刑之外，更多的是有期徒刑。【本站注：有相当部分在后来或“文革”终结后获“平反”，包括罪大恶极者，例如吴芝圃，自知罪孽深重，文革肇始，吴芝圃要做检查时，毛说“你是不是又要做检查啊？不要说了……”而在吴去世后悼词中，中央给予高度评价】

四川省丰都县1959年粮食总产11.51万吨，上报42万吨，下达征购任务11万吨【本站注：这就是说，收获的粮食几乎完全部被征购了，但离“指标”仍相去甚远，农民从收获之日起便无米下锅……】。为了从农民手中逼粮，县、区乡纷纷召开反粮食瞒产现场会，县的现场会上当场吊打7人，打死1人，区乡现场会上当场打死173人。^{69}——由于高征购，引发大饥荒，1959年和1960年丰都县人口死亡率分别为 137.07‰ 和 82.11‰ ，^{70} 当年的丰都县成为名符其实的“鬼城”。后来事情被揭露，县委书记、副书记、农工部长和公安局长因此被捕判刑。但1983年中共涪陵地委、涪陵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原书记、公安局长免予刑事处分，宣布原副书记、农工部长无罪。^{71}【本站注：这就是说，最终对草菅人命的恶官还是法网洞开——既然“无罪”是不是还要给“国家赔偿”？岂有此理！最高决策、始作俑者固然罪责难逃，但如此积极助纣为虐者难道可以“宣布无罪”？那么多被打死、饿死的冤魂如何安息？天理公义何在？】

1958 年，为了防治与消灭棉花红铃虫，奉贤县委盲目采用拆房、烧房方式灭虫，要求将凡是存放过棉花的仓库、房屋一律烧光、拆光，共毁1823间民房和1345间仓库。在毁屋过程中，发生乱斗乱罚、捆绑吊打群众、乱烧乱拆民房、强迫群众搬家、逼死人命等一系列严重违法乱纪事件。^{72}1961年原县委书记和1名副书记被判处有期徒刑各两年（1984年平反）。^{73}河南省汝南县1960年12月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开除原县委书记党籍，判处有期徒刑两年。^{74}1960年12月河南省永城县原县委书记以渎职罪被判处3年徒刑。^{75}

2. 逮捕集训

在“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有许多县官因为种种原因被捕。

在1958年被捕的主要原因是得罪了上级，最典型的是甘肃省1958年8月在镇原县进行的大逮捕，县长和1位副县长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首领，受株连的共1650人，其中逮捕判刑1503人，其中死在狱中333人，依法管制147人^{76}（一说株连1504人，其中逮捕入狱1357人，其中死于狱中272人^{77}）。此冤案到1981年才彻底平反。

（未完，点击这里：接下页）   

【注释】

{43} 通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通渭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7页。

{44} 郭建民等：《田步霄传略》，载中共甘肃省定西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定西党史资料》第11辑，1992年版。

{45} 郸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郸城县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46} 郓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郓城县志》，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22页。

{47} 李庶昌：《刘善良为民鼓与呼》，载《文史资料选辑（临朐县）》第17辑，2001年版，第217页。

{48} 郑继隆（主编）：《中国共产党镇原县大事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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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6.05.14 编辑转发 2021-02-23 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