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教授 点击这里展开：韩钢教授简介—— 韩 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1985年9月至2001年6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 2001年6月至2008年6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2008年7月至今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历史、中国当代史。 独著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史的论争点》（日文）； 主要合著有:《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等。 学术团体的任职有：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东方历史学会理事。 （点击这里：收起/Close）    输入关键词，精准搜索本站               可点击如下问题，选择浏览 陈 独 秀 问 题 富田事变和苏区肃反问题 长征中“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 西 路 军 问 题 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问题 朝 鲜 战 争 问 题 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反 右 派 运 动 问 题 附:韩刚教授历史讲座视频: “反右”运动前因后果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问题 七千人大会问题 “高 饶 事 件”问 题 “四 清”运 动 问 题 “文革”发生的原因问题 附：韩刚教授2011年11月讲座视频——“文革”的发动：1966年的中国 中共九大报告起草之争问题 “第一号号令”问题 设国家主席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问题 “九·一三事件”问题 粉碎“四人帮”问题 中 苏 关 系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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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1958年的“大跃进”
    ②“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
16. 【本站编辑转载】
    ①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
    ② 高王凌教授著《大梦初觉——大跃进和农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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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到本站“人民日报”上
的“整风-反右”记录…

八、反右派运动问题

官方只承认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而发动运动本身是“必要的”。这是邓小平的基本估计。研究者的看法一直有争议。

一个最大的争论是反右派必要不必要？实际上民间的研究早已经突破了。全部右派是五十五万人。据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错划的“右派”改正，全国没有被改正（不叫“平反”叫“改正”,官方掌握的概念非常严）的,大概不到一千人。中央统战部掌握的“右派”一共是27人,改正了22人，只摘帽不改正的五个人：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有人调侃说:“为了 5 个人,搞了一场反右派运动。”

我个人倾向于朱正先生的看法。毛一九五六年的心态是比较高昂的。为什么呢？

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斯大林长期不相信中共会搞社会主义,现在中国搞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说过他比四九年解放还要高兴。另外一个，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共第一次介入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欧洲事务。

本来一九四九年斯大林和刘少奇会谈的时候有明确的分工，斯大林明确表示，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事务由中共负责，欧洲事务由联共负责。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共不仅介入了欧洲事务，而且在东欧一些国家如波兰赢得好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提升了威望，得了分。所以，毛的心态非常好。他说过，像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在中国不会发生，不是没有牛鬼蛇神，但是刮不起来波、匈那样的七级台风。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过一句话，叫“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后来整理发表时删掉了。可见，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泽东是非常自信的。在他看来，异端起不了大浪。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公布整风的指示,一直到五月中旬,毛逐渐感到事情起了变化。

一是所有的舆论全都是批评——但这其实也都是中共中央的意思，要求只提批评意见。但一时间，报刊、电台和各种非中共人士的座谈会都是批评,你想那是一种什么气氛，就像是“一边倒”。【本站认为：毛“心态高昂”，自以为是，自己搞错了——要党外人士只提批评意见，那必然是都批评中共，批评多了，又受不了——这不是毛决策失误吗？】

二是民主党派主要不是提什么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是提制度问题，认为主要是制度、体制有弊端。这就跟铁托的观点一样，铁托在南斯拉夫普拉发表演说，指出斯大林问题的发生的主要不在于斯大林个人品质，而是制度出了问题。民主党派也认为这个制度是一个过分集权的制度，一九五四年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民主党派的地位不是上升而是降低了。言论中还涉及到中共执政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比如镇反、肃反、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改造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远不是毛认为的仅仅是作风问题，他没有想到。

特别是五月中旬以后，言论愈来愈激烈尖锐。高校学生也动员起来了。

比如北京大学“五·一九”大字报，非常厉害。当时有一个谣言,说毛已经坐不稳了，快要被赶下台了。毛更加敏感，所以，才在五月中旬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章。文章才明确表达了“引蛇出洞”的意思，要求再搞两个星期的整风、鸣放，然后就开始收网，反击“右派”。

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

这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成果也很多。因为时间关系，这里不做更多介绍。主要介绍两个问题。一个是“大跃进”及后来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比较值得注意的有六个数字——

第一个是《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这是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但是只统计了一九六〇年减少人口一千万。

第二个是中科院的报告的数字（这个报告我没看到,是别人引用的）。大概是一个关于国情问题的报告，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涉及人口，讲到“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口，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减少人口一千五百万。统计口径大于《中国统计年鉴》.

第三个数字出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振华教授。他统计的口径更大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六年时间，非正常死亡人口是一千六百九十七万。

第四个数字来自国防大学教员丛进教授。他在自己的著作《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这三年，减少人口四千万左右。这个统计口径与中科院的报告一致。

第五个数字是来自金辉的文章。他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口低限值也在四千零四十万。

第六个数字是美国人口学家科尔统计的。科尔是美国著名的人口学家，他提供的数字是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非正常减少人口两千六百八十万。

我个人对二千万以下的数字都持怀疑态度。(本站注：可参见人民网刊出的林雪/文《1962 年廖伯康冒险入京反映四川大饥荒实情》)

有一个材料是半公开的，就是信阳地委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份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这个报告收入了国家农业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农业集体化文件选编》一书中，报告列举了两个县的材料，一个是正阳县，最初报告的死亡人数是一万八千人。信阳事件出来以后，揭发的是八万人，同原来报的数字相差三倍多；另一个是新蔡县，最初报告的死亡人数是三万人，以后复查，揭发出来的数字是接近十万，相差两倍多。报告还列举了嵖岈山人民公社（这是闻名全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数字,嵖岈山公社最初报告死亡六百人,复查的结果是近四千人，相差六倍多。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取一个相差四倍的平均值来推断的话，也不止两千万。当然，到底非正常死亡多少,仍要做非常艰苦的考证和调查,从多方面去统计，如公安部门的户籍统计，卫生部门的疾病死亡统计，民政部的救济统计等等，更不用说政府统计部门。几个方面的数字互相作参照。再说，当年统计的数字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这个也很难说，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难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三年自然灾害”是一个沿袭了很长时间的说法，当年说严重的经济困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叫做苏联撕毁合同，增加了中国经济困难；一个叫做“三年自然灾害”。

国内有研究者根据全国一百二十个水文站的统计资料认定，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三年，即便说不上风调雨顺，至少没有全国性的大的自然灾害。这个统计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全国气象状况一共可以划为五个等级，叫做负二度区、负一度区、零度区、一度区和二度区，分别表明涝、偏涝、不涝不旱、偏旱、旱。就是说，结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灾害就越少。在公布的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长达十几年的年份里，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三年，比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二年都更接近零度区值。因此，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站不住脚。这个统计是非常扎实的，是根据水文总站历年的历史资料来说的。【本站注：可参阅本站编辑转载——李锐：大跃进亲历记；高王凌教授著《大梦初觉——大跃进和农民行为》】

十、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问题

这个问题现在研究得比较清楚了。

李锐先生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大跃进”亲历记》，一本是《庐山会议实录》（可点击前面链接下载电子书）。

《“大跃进”亲历记》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只出了一个上卷；一个是海南南方出版社的，上、下两卷，但是这个书排版、校对一蹋糊涂，质量很差，几乎每一页都有错误。

《庐山会议实录》有三个版本，一个是一九八九年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内部发行；一个是一九九四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还有一个一九九九年也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两部书绝不是简单只是他凭记忆写出来的，里面有大量的原始文献材料。

《“大跃进”亲历记》差不多把毛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历次中央会议和某些小范围内的讲话、谈话、插话都披露出来了,相当完整。《庐山会议实录》就更不用说了，用了大量的个人笔记和文献。所以，庐山会议其实是比较清楚了。

庐山会议的历史有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毛为什么突然要批彭？有人说是因为彭德怀没有保护好毛岸英，毛迁怒于彭。这个说法恐怕站不住脚，也缺乏有力的材料证明。

有研究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当时纠“左”有一个根本的底线,就是“三面红旗”绝不动摇。从一九五八年秋天开始，他虽然纠“左”，但是始终肯定和维护“三面红旗”,多次说过对于那些“动摇分子”要警惕。

一九五八年的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一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上海会议，一直在讲。所以，毛的纠“左”绝对是有限度的。其实，毛上庐山开会之前，会议期间，已经看到很多材料批评和指责“大跃进”，比如江西中级党校的材料、广州军区四十二军的材料、中央国家机关讨论人民公社决议的材料，那里面有章伯均、罗隆基、龙云的言论摘录，龙云说得很厉害，说“天安门工程就是秦始皇修长城”。毛对这些材料实际上早已不满。

还有研究者认为，苏联和赫鲁晓夫的态度，对毛有很大负面影响。

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七月在波兰波拉采夫农业合作社发表演说，他说：把个体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刚结束，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指农民觉悟）。结果是大家生活都想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赫鲁晓夫的演说，讲的是苏联的历史，实际上批评的是中国的人民公社。敏感的美国《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马上报道了，这个记者好象就叫索尔兹伯里。

毛对苏联的看法是特别关注。从斯大林去世以后,毛要创造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典范，就是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中扛大旗。他希望中国走出一条跟苏联完全不一样的路，树立社会主义的正统旗帜。有研究者注意到，苏联官方报纸一九五八年一年没有一篇关于“大跃进”的文章，只有《共青团真理报》有一个报道，对于人民公社则一篇报道都没有。这个时候出来彭德怀的意见书,毛当然很恼火。他认为国内有一批人跟苏联人呼应,跟美国人呼应，跟党外的这些人呼应,一齐向他示威。这是毛要批彭的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你踩了我的“线”,攻击我的“大跃进”，攻击我的“三面红旗”了，我当然要反击。 

【本站注】关于上述这部分内容，沈志华教授：中苏关系变迁的来龙去脉 、林蕴晖教授的相关历史讲座中有更详尽的史料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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