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仇恨转移”和“暴力平等”是解读文革这场“心灵灾难”的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我所做的一切思考,仅仅是想看清自己的嘴脸,认清自己有可能变得残忍的本质。看清了前世今生,我才有底气做人。
一
我一直认为文革是一场“心灵灾难”。
如果我活在文革,要被一些人命令着去伤害一些人,我会怎么做?
这个想法太可怕了,每次想起来,我都不敢再写下去,我觉得自己伪虚,无耻,还有点无聊:坐在舒服的房间,对着精美的笔记本故作严肃,故作深沉,好像是个“先天下怎么怎么样”的人,也许还会有人问,你连“文革”的影儿都没挨上,你凭什么说三道四?
可是,当我将目光回到那个年代,凭着感官去触摸那些血淋淋的事件时,我总会联想到自己的一些经历,将它们对比、参照的结果让我不安。因为我身上流淌着上辈人的血,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人,他们能做到的残忍,我一样可能做到,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的享受下去,我应该找到记忆裂痕。
面对这种反思与忏悔,我想起谢有顺先生的话:“忏悔与自己有关,而非用来审判别人;或者说,忏悔是为了解决自己‘眼中的梁木’,而非用来去掉别人‘眼中的刺’”。
如果不这样想,而去像那些同龄人一样开开心心享受盛世彩虹,写写自己的性解放和无所谓,我会觉得自己心里有鬼,觉得自己“眼中的梁木”越来越大,以至于对历史产生硬冷的拒绝。
说到底,我所做的一切思考,仅仅是想看清自己的嘴脸,认清自己有可能变得残忍的本质。为了自己的明天,我应该对“后文革”的种种思维做一次检索。
看清了前世今生,我才有底气做人。
二
钱理群先生曾写过一部名为《拒绝遗忘》的书,这种姿态在巴金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少之又少,最近几年,很多学者和作家又将文革旧事付诸笔端,记忆的裂痕似有被缝合的可能。然而,从1966到1976这十余年的精神资源开发利用率还远远低于“反思”的底线,这十年仅仅是“中期”,对“前”的认识与“后”的警惕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应该放弃的努力。
这笔资源的获得实在代价惨重,重到疑无生还。
写文章的同时,耳边还是有人在问我,你如此写下去,现实意义何在?
现实意义很清楚:这种努力不会徒劳无功,至少可以让活着的人们知道,这个民族曾经如此的疯狂,疯狂到如今仍不自觉地沿用其话语模式。198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中大多数所掌握的历史知识之贫乏已经到了一无是处的程度,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人若是失忆了,忘记自己的灵魂黑暗算不得什么,若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曾经如此黑暗却正在经历集体失忆,那么经济是出现多少奇迹,仍旧是沙漠上的城堡,不知何时一阵狂风袭来,一切终将消散。
所谓的现实意义,如果用更简单的话来描述一下就是,我们应该多一些爱,多一些善,多一些敬畏(是敬畏,不是忠诚),多一些个体的思考。
如果我们看到街上有一群人围成圈踢打一个小偷,最低的标准是不要过去凑热闹;如果我们获得权力去管理一些人,最低的标准是不要让自己的权力去践踏别人的尊严;如果我们无意间知晓了他人的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最低标准是不要在某一天用这些别人的秘密换取自己的利益;如果有人说我们应该去恨一些人,最低的标准是想清楚你为什么要恨;如果有人我们要去爱一些人,最低的标准是用自己的方式找一个爱的理由;如果不得不在个人和集体之间做出一种选择,最低的标准是思考一下哪个是虚拟的,哪个是真实的;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得不说谎,最低标准是不要伤害其他人;如果有一天我们被命令做一些没头脑的傻事,最低标准是问几个为什么;如果我们做了错事,最低标准是至少知道这是错误,一旦有了勇气就把它讲出来。
当然,“最低标准”离健全人格还很远,掌握不好还能退回到“好人”状态。
三
我生于80年代,我出生时,事件上的文革正好结束四年。
“你为什么去参加武斗?”我曾这样问过一个中年人,他想了想:“因为我突然觉得自己被重视了,可以掌握那些曾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命运,最重要的是我们觉得有些人是坏人,他们在破坏我们的美梦。”
“那你打过人么?”
沉默……
“当时你有怀疑过生活么?”
“没有,我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别的样的,我当时有一个小本子,记述了我们司令部的伟大业绩,我一直希望能亲手交给毛主席,当时,我唯一怀疑的就是我们的敌人太多了,真不该那么早就说胜利了,我们的路还很长很长,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
“现在怎么看?”
“唉,都是年少无知,四人帮挑唆的呗。”
沉默……
我问了好多有这样经历的人,我得到了好多相似的答案。我曾问过自己,追讨这样的自己作为非当事人的事件是不是有些残忍,是不是有些“无聊”?
当我从书上偶然得知当年湖南某地几百个右派集体被杀,然后煮着吃掉时,震惊之余,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开始在我身边追问一些过去的事情,慢慢的我才发现,所谓的“一些好人曾被不公正对待”这句话说得太轻松了,以至于我们这些孩子对过去的了解和认识显得没心没肺,如果我忘了,我的子子孙孙也忘了,这件事情从繁花似锦的表相中消失了,我会觉得自己是罪人。
在学校时,我亲眼见过在老师的鼓励和要求下,大家要孤立那些“不听话,不学习”的孩子,让他们受到精神上的惩罚,老师们一不小心就让“好孩子”们活在一个“特权”领域,接下来的结果就是“坏孩子”们打教室的玻璃,往好孩子们的桌堂里塞石头和狗屎……
在部队时,我亲身经历一些非常质朴的孩子为了“进步”,在会议上拼命地批评自己,批评别人,批评到痛哭流涕的景象,从自己穿一件红色毛衣开始上纲上线,一直讲到这样做就是无视部队纪律,无视部队纪律将来就会无视法律法规,早晚有一天会走向罪恶的深渊,对不起培养自己的领导和养育自己的父母,感谢领导和同志们把自己从犯罪的边缘拉回来……这时,领导点点头说:“嗯,这样才算深刻。”
在报社时,我看到一些年纪轻轻的人,他们写东西的思维就是主动放弃大脑的过程,说起恶心的话来像吃糖块一样愉快,真是难以想象,如此年轻就主动放弃思考,放弃做人的尊严,而且把这种放弃固执地理解为是成熟、是学问,然后美滋滋地做起春秋大梦。
在生活中,我多少次主动说假话来证明自己的圆滑并换取额外的收入;曾陶醉于自己曾经诅咒的生活中沾沾自喜,自以为是;曾多少次面对丑恶视而不见,面对权威而妥协……
这些面孔,这些语气,这些行为让我一下子醒悟,原来我们以为躲过去的事情一直没有消失,它暗藏在某个角落,改头换面的一直存在着,原来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时竟不需要学习,做起来得心应手,我怀疑这是民族灵魂深处的人性污点,要清除它太难,太难。
我要说话,要写字,从自己身上寻找人性污点的“源代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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