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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极冲突及其历史后果

·萧功秦·

撰稿：萧功秦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2期〔总第81期〕）/共识网    本站编辑转载

作者声明：2003 年第二期《当代中国研究》（美国）上刊载了本人一篇论文，遗憾的是，该刊编辑先生对稿文一些用语作了一些并不符合我的原意的改动。为此,不得不对该文再作修改,并将原稿被编者删去的最后一部分重要内容补上,于此发表。恳切希望各位做编者的应尊重作者。特此说明。 (原文照转自“爱思想”发布)

自 20世纪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部就存在着两种相互对峙的政治势力。

一种是自由派政治势力，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与党内民主派，他们以民主、自由与人的权利相号召，要求进一步加快市场化经济改革，并通过扩大政治参与和政治改革来实现民主政治。另一种是原教旨的正统派势力，这些保守的左派^[1]之主体是正统意识形态官僚，他们坚持共产党的正统意识形态，主张对社会生活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甚至主张恢复“文革”以前的计划体制。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派构成了解构旧秩序的力量，势必激起正统派与之对峙，后者则构成推动政治收缩的力量。这两种政治势力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紧张与冲突，这样的对峙与冲突是社会主义全能（Totalitarian）国家进入变革转型阶段必然会经历的政治现象。这两种力量均力求通过影响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威权中心来取得对政治的主导权。它们冲突的消长过程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史的主线。20世纪80年代初的“反精神污染”、1980年代中期的“反自由化”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可被视为这两种政治势力冲突走向白热化的的三个阶段。

逻辑上这样的两极冲突有四种可能的结果。

其一是前苏联改革的模式，即自由派通过动员民间力量，扩大政治参与，进入政治中心并主导政治进程，保守派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作为执政中心的中间派在这一过程中也被迫边缘化，旧体制瓦解的同时，社会陷入混乱。

其二是保守左派取得胜利，清除了自由派，基本恢复改革前的旧体制。这种结果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还未出现过。

其三是保守派与自由派这两种政治势力达到某种平衡状态，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发展为多元社会中的不同党派。然而，由于西化自由派与保守派在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上水火不相容，这种前景出现的机率相当低。

在中国可以观察到的是第四种可能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派与正统意识形态左派均在政治上被边缘化，而具有威权主义特点的技术官僚取得了主导政治的地位。

【本站注】作者在这里已经悄悄在论证“威权主义政治”在中国的“必然性”。

为什么中国政治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本文试图作一简略的分析。

§ 改革以来的自由派与保守派：各自的政治理念与资源

本文使用的“80年代中国的自由派”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包括致力于批判中国旧体制，力主摆脱旧的全能体制对生产力的约束，强调思想解放、个人自由与民主制衡的人。其中既有最激进的西化派知识分子与学生，也有相对温和的、要求加快体制内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宪政派，以及要求推进开明的一党政治的党内民主派，他们共同构成了保守左派的对立面。中国的自由派不同于西方所说的自由主义者，把前者称之为“思想解放派”可能更确切。他们对改革开放的鼓动支持了邓小平在现行旧体制下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因而获得了有限的活动空间。他们所倡导的启蒙与改革话语在民间舆论中占有优势，因为深受文革灾难体验的民众向往较为自由宽松的政治生活，对旧全能体制有强烈的不满，这就使自由派知识分子具有潜在的社会动员与号召力。激进自由派在1980年代的大学生中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还得到了西方社会的支持。

由于长期受旧全能体制的压抑，中国的自由派在心态上有一种激进亢奋性；又由于深受中外经济差距与文化差距的刺激，他们往往又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2]以及由于中西经济文化强烈反差引发的焦虑感。同时，由于长期意识形态的“斗争哲学”式政治文化的潜在影响，他们常常采用“正邪两分法”的政治思维。在政治冲突中，这些心理与观念层面的政治文化因素很容易诱发“刚愤”型政治激进主义，并进而发展为群体性政治抗议运动。在政治相对平和的时期，自由派阵营中的党内民主派与温和的宪政派能发挥实质性的推动变革的作用；然而，当改革引起的社会问题日益突显而出现政治危机时，最激进的西化自由派以其强烈批判旧秩序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话语而占据自由派阵营的“制高点”，且与党内保守左派形成鲜明的对立，他们因而往往在民间取得舆论优势，比温和的自由派具有更大的社会动员能量，甚至具有影响社会抗争运动的能力。但这种话语优势往往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不稳定。

保守派的政治立场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首先，他们怀念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秩序，虽然对“文革”也持不满、乃至某种批判反思的态度，但由于他们习惯于效忠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以往往从马列主义教条出发，把“改革开放”视为对共产党基本教义与原则的背离。当他们运用共产党正统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来审视改革中出现的腐败、失范以及各种改革综合症现象时，就会产生对改革开放的不满与抵制。其次，他们是旧计划体制的既得利益代表者，改革开放导致整个社会全面的大规模的利益重新分配，为了维护原先旧体制下的当权集团的既得利益，他们也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坚持左的保守立场。

中国党内左派掌握着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由于这一意识形态仍然是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要素，所以保守派官僚对正统意识形态的维护具有现实政治功能。因此，每当自由派的活动被认为构成对党的合法性与现存秩序的挑战时，保守派对自由派的批判攻势就会获得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的首肯。保守派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资源与政治经验，深谙高层政治运作的游戏规则，与元老派有密切的私人关系。^[3]保守派反对自由派时往往先利用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对自由派的言行作负面解释，然后以“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受威胁”、要“维持党的政权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等理由打动元老派，进而通过元老派对邓小平施加影响，达到压制自由派的目的。虽然保守派在党内的声望很差^[4]，但他们仍然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从而在与自由派的较量中获得进攻优势。

§ 两极政治势力与政治中心的互动关系

从1978年到1989年，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以知识分子与学生为主体的自由派，以及以意识形态官僚为主体的保守派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周期性的互动关系。

实际上党内左派在维护现存秩序的连续性上客观上也有正面作用，只要存在着自由派，保守派在政治上保护政权的功能就始终是不可或缺的。虽然邓小平未必完全赞同保守派的政治倾向，认为保守派的主要人物胡乔木政治上过于书生气、过于固执^[5],也不让此人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认为此人无行政能力^[6]，但一直容忍保守派的言论与活动，为他们保留党内政治空间，以制衡自由派政治势力。

共产党元老和保守派对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印象极深，对波兰团结工会与自由知识分子结合挑战共产党政权的前车之鉴特别敏感。在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看来，自由派在政治上具有社会动员能力，在意识形态上又具有“异己性”,其挑战可能削弱共产党的合法性。因此，当邓小平认为自由派的言行超越了自己的容忍限度，就会批判自由派。1980年代的“反精神污染”以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都是如此。

但是保守派与邓小平之间的政治结合是暂时性的，并不牢固。因为保守派否定改革开放的僵硬的教条主义立场与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是矛盾的，倘若保守派在政治上得势，就会阻止改革开放。因此，保守派的复旧言行往往会帮助自由派与党内开明的领导人摆脱受指责的困境。这时，自由派作为制衡保守派的政治力量又再次受到重视与肯定，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再次宽松化，自由派中较为激进的一些人则会由于邓小平与自由派中的温和派的暂时结盟而减轻了政治压力。1987年赵紫阳担任总书记后这种情况就特别明显。

然而，1980年代中国的自由派有不同的群体，其中的激进派、尤其是学生中的激进派，往往会不断地把他们要求加快民主化的主张推进到政治中心允许的边界以外，更何况自由派本身所坚持的理念也存在着内在的激进化的逻辑，加上自由派在国际社会所受到的支持以及对民间的潜在政治动员力，均会引起邓小平的疑虑与担忧。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中心会再次启用左派保守派作为平衡力量。

于是，新的反自由派运动又会周而复始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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