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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极冲突及其历史后果 |
| ·萧功秦· |
| 撰稿：萧功秦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2期〔总第81期〕）/共识网 本站编辑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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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之外，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他们各自具有可以运用的政治资源。自由派主要通过动员社会舆论的方式来对政治中心施加压力；保守派则主要通过其掌控的宣传部门向下发送指令文件，通过在体制内与高层元老派的私下接触，并进而对邓小平施加影响，来影响政治走向。自由派的民间动员力与激进化倾向，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的隐忧；而保守派的致命弱点是，其教条化的意识形态思维定势支配着他们把民众积极的政治参与视为“政治上的邪恶力量对党的挑战”，这就会强化自由派与民间的反感，从而更加激进地反对保守派。两者之间在社会上的冲突如同拉锯般地持续下去。
19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存在着这样的互动模式：“政治中心”在某一阶段与保守派“结盟”，以共同抗衡自由派，而在下一阶段则会与自由派结合，或允许自由派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以平衡保守派的力量。处于两极的两股势力各自的价值观念与政治目标均与“政治中心”维持着某些结合点，“政治中心”需要自由派支持改革开放，也需要保守派捍卫意识形态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因此“政治中心”既无法完全排除自由派势力，也无法排除保守派势力。这样，转型时代的中国就存在着三者之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
激进自由派与保守派双方虽然在政治上势不两立，彼此视如寇仇，双方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与空间。前者认为后者是“专制主义的顽固阻力”，后者视前者是“反社会主义份子”。然而，他们又恰恰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双生兄弟，彼此都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与前提。正因为存在着自由派对一党政治的解构性力量，所以保守派才可能对邓小平强调自己的维护政权的功能；另一方面，正因为保守派是对改革趋势的反动势力，才使得自由派可以向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证明，自己对改革开放具有不可或缺的贡献。有趣的是，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对峙往往都不自觉地帮助了自己势不两立的政敌。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最耐人寻思的现象。[7]
§ 中国当代的“派群政治”及其不稳定结构
从政治互动模式来分析，80年代中国政治的图谱并不是简单地只有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实际上当时的政治结构是一个以邓小平为中心的、向保守和激进两个端点渐次延伸的多种“派群”共存的递进结构。大体上，可以根据对旧体制的亲和与疏离的程度作为排序依据，把对中国政治具有实质性影响的80年代的政治精英群体纳入到以下线型多元模式中来加以分析。这样就可以看到如下从激进自由派到保守派的政治光谱。
激进自由派／立宪温和派／党内民主派／次中心／邓小平中心／元老派／保守派←（激进程度）────（权威中心）─（保守程度）→ [8]
如上图所示，最右端是保守度最高、与旧体制与正统意识形态最具亲和性的意识形态官僚。其左侧是相对务实但仍然强烈维护党的一元控制系统的元老派[8]，如陈云、彭真、王震等人。再其次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政治中心。在“邓小平中心”的左侧，最接近邓小平的是以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政治次中心”。作为党内开明派的“次中心”被邓小平委以实际操作的重任，但并不具备最终决定权。“次中心”的左侧，依次是党内民主派（如朱厚泽、胡启立、万里等人），再就是主张在体制内加快民主化建设的知识分子立宪派，在这一光谱的最激进的一端，就是知识分子与学生中的西化自由主义激进派。
在这个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与邓小平的政治中心之间，则有着若干缓冲型政治势力层。通常这些缓冲层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远比两个端点的势力要大得多。在20世纪80年代未以前的相当一个时期内，左右两侧的两极势力并不强大，远没有后来发生“八九事件”时那样具有影响力。在自由激进派与“邓小平中心”之间，存在着“体制内宪政民主派”、“党内民主派”以及以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次中心”，他们充当着联结并缓冲、协调“邓小平中心”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作用。这些缓冲层曾是80年代中国政治中的实际操作者。而在“政治中心”与保守派之间，则存在着元老派作为中间缓冲层。元老派的主流倾向接近于保守派，其中也有部份人较为同情自由派，他们在不同时期起到了联结、缓冲并协调不同政治势力的作用。当然，这些被称为政治派别的群体彼此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也没有明确的组织形式。或许可以把这些并不具有正式组织的、由利益与观念相近而结合到一起的人们，称为中国政治中的“派群”，这是中国当代政治中的特殊现象。[9]
根据这一政治光谱可以大体上推断，中国政治的互动过程可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前景。
其一，是政治中心将位于两侧的缓冲层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以自己为中间的“橄榄”形结构，压抑左右两极，迫使两极之间形成平衡，从而维持其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这恰恰是80年代前半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特点。其二，是激进派与保守派形成日益激烈的拉锯状态，各自主导部份意识形态话语权力。保守派高扬捍卫社会主义的“反自由化”的革命意识形态旗帜并吸引体制内的一大批既得利益者；而激进西化派则高扬“反专制政治”的旗帜并吸引对政治中心不满的社会大众。处于这两端之间的各政治派群则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利益与观念各自向两极靠拢。一旦出现这种“两极化”政治格局，力求在两端之间维持平衡的中间派将两面受敌，如同被放在火上烤，最后必然逐渐失去政治影响力并被迫边缘化；政治发展一旦进入了这种“两极化”状态，很容易出现危机，而政治危机就必然面临“造反”或“铁腕镇压”的结局。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政治的实际走向就是逐渐在保守与激进的两极张力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中间各层趋向两极的“哑铃型”结构危机。于是,激进者越来越激进,保守者越来越保守，“六四”事件就是这一两极互动过程激化的体现。
§ 1989 年：两极势力如何进入拉锯战的白热化阶段
这两极政治势力为什么会在互动过程中不断地走向冲突激化，并最终导致悲剧性结局？
当然，激进派基于政治浪漫主义的民主理念与亢奋，保守派僵化封闭的心态，都是冲突无法抑制的重要原因，但“次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更值得分析。处于“次中心”地位的总书记虽然是邓小平的关键助手，但只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一个群体的代表被选来担任政治操作的要职，总书记其实并不具有对重大问题的最终决定权。他们通常是因改革实绩而受到信任，在任现职以前未必有自己坚实的个人政治资源。位于“次中心”的领导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台操作者，自然要起用党内有思想解放倾向的人任关键职务，这是党内民主派得到重用的原因。而党内民主派在观念上又与知识分子温和立宪派、自由派之间具有亲和性，会与后者内外呼应，以推进改革开放。所以，改革措施的不断推进必然会使西化自由派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获得活动空间。
从80年代中期开始，知识分子自由派与学生青年中对改革进展太慢产生了越来越强的不满情绪。他们中不少人充满因中外经济反差强烈而出现的焦虑感与激进浪漫的民主诉求。在经济改革面临重大困境，社会上人心日益不满的情况下，他们要求进一步加速政治民主化的呼声，最后引发了学生走向街头，以争取社会的支持。而激进自由派自发的具有动员社会大众参与的街头政治活动，则被保守派视为对共产党权力地位的严重挑战，进而引起了“政治中心”的不满。
1989 年的危机过程中，中国政治实际上呈现的就是政治两极化趋势。
一方面,激进自由派、温和自由派、党内民主派在观念与态度上日益接近；另一方面,“政治中心”、元老派、保守派也不断接近。处于两极的强硬派在本派群阵营内为了取得“英勇斗士”的“道义”优势而反对任何妥协；在双方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情况下，两派中的强硬派都诉诸于本派安全这一“务实”的理由，强调不可退却的“强硬”对于派群生存安全的必要性。在双方阵营中，强硬派必然在冲突白热化阶段占上风，而温和派则势必边缘化。一方阵营的极端强硬动作反过来又引起另一方强硬派最激烈的反弹，出现了“鹰派与鹰派互动”的恶性循环。“**事件”正是这样不幸地陷入了“两极化”危机[10]，最后只能是在势不两立的两极之间摊牌。
这时处于最不利地位的恰恰是夹在中间的“次中心层”。
一方面，他们作为开明的改革派，不愿意对自由派表现得过于强硬。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在民间的形像与威信。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不能表现得足够强硬，就会面临“在自由化的敌对势力面前丧失立场”的指控，失去政治中心的信任。这样，“次中心”就会被孤立起来，他们既不愿也无力控制激进自由派的自主活动，又无法抗衡由邓小平、元老派与保守派“结盟”的占优势的政治力量，何况他们自己也缺乏任何可以依托的政治资源,其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随着“邓小平政治中心”与“次中心”之间出现裂痕,“次中心”系统就四面楚歌、多面受敌，最后成为自己软弱态度的牺牲品。那时，保守派认定“次中心”的代表人物“丧失立场”，“邓小平的中心”会认定他软弱无能，激进自由派则完全无视他的存在。胡耀邦、赵紫阳就是在这种两面受敌的困境中先后被迫下台的。[11]“次中心”的边缘化反过来也会对“邓小平的政治中心”产生冲击波。1989 年后，赵紫阳的出局，使邓小平失去了与激进派之间的缓冲屏障，不得不直接面对激进派的挑战与压力。
§ 1990年代的政治格局与自由派、保守派的边缘化
此后，中国政治出现了转机。1989年危机事件正是中国80年代以来的政治两极互动过程发展到顶点的产物。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三方面的变化。
首先是自由派作为整肃对象在政治舞台上被清除出局。虽然其激进思潮作为一股政治潜流仍暂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但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已失去了活动条件,在政治上被彻底边缘化。其次,保守派成为1989年以后政治上最活跃的势力，他们趁势取得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并扩大了政治影响力，开始具备“准中心化”的政治地位，使中国面临着向旧体制复归的现实可能。再次，以江泽民为首的技术专家型政治人物取代原总书记赵紫阳进入“次中心”位置。[12]
1990年代初，当自由派与党内民主派被边缘化以后，趁势而起的原教旨保守派在部份元老派的支持下，借助“反自由化”而获得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在政治上极为活跃，力图成为主导中国政治的力量。为此，他们以“反和平演变论”与“两种改革论”来作为政治复旧的意识形态战略。
“反和平演变论”主张“孤立合理论”。它强调，外部世界的“邪恶”势力要“演变”中国，所以中国处于受害者地位；作为受害者的自卫反应就是把自己与由“邪恶”势力主导的外部世界隔绝开来；因此，对外封闭与自我孤立便被说成是中国人自卫与生存所必需的手段。这一观点还激活了“敌我两分法”的思维定势，并把它延伸到经济领域；美国与西方具有先进工业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因而被定义为“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宣传本身与邓小平主张的经济对外开放政策是完全对立的。保守左派的另一个意识形态理论战略是“两种改革论”，它把改革区分为“资本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革”两类性质根本对立的政治范畴；而它主张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革”其实不过是在“社会主义”架构内“自我完善”，因此，1978年以来经济改革中几乎所有从西方学来的新事物都被归入“资本主义改革”的范畴而遭到排斥。这实际上就否定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路线。
在保守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夺取优势的同时，技术官僚型政治人物的政治地位还不巩固，他们出于政治生存的需要，往往与具有意识形态优势、又有元老派为后盾的保守派保持密切的关系。
在保守派崛起的情况下，邓小平意识到这股势力膨胀的危险性。他的“南巡讲话”是保守派在政治上失势的起点。“南巡讲话”的基本精神是，在保持政治格局不变的同时，经济上要继续对外大幅度开放，要通过经济发展的实效来保障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他并且提出了“反左优先论”，从而削弱了保守派在“六四”以后已经获得的政治优势。邓小平还特别提出，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不要争论。此“不争论”说并不是针对自由派的，因为自由派早已被剥夺了争论的权利，它实际上是要剥夺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优势地位的保守派的话语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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