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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极冲突及其历史后果 |
| ·萧功秦· |
| 撰稿：萧功秦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2期〔总第81期〕）/共识网 本站编辑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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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只是保守派被边缘化的开端。直到1990年代中期以前，党内保守派仍然具有相当的政治潜能。他们利用他们掌握的若干报刊，继续发表反对改革开放的观点，试图继续影响高层政治。
保守派的真正失势是在90年代中期，那时不少革命元老相继谢世，或由于年龄原因而退出政治舞台。结果，长期以来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左派保守势力从此失去了他们的政治依托。另一方面，经济市场化导致观念世俗化潮流，年轻的一代对主义和信仰逐渐失去了兴趣，这样以信仰为精神支柱的保守派在青年人中也失去了支持者与继承者。可以认为，90年代以来，左派之后继无人更甚于自由派。随着邓小平时代的结束，保守派已不再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左派势力消退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势力的消退。
1990年代里，知识分子激进自由派在政治上被全面边缘化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由国家供养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知识分子在现行的市场经济与政治控制相结合的格局下，成为比其他阶层获得较多利益的阶层，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温和化了。许多对政治压抑不满的知识分子则选择了出国留学作为解脱办法，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分流也减轻了对当局的挑战的压力。
自由派被边缘化之后，保守派失去了对手，因而也失去了用武之地。
“南巡讲话”以后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新兴中间阶层的崛起，它主要由各级政府中的技术官僚、民营企业家、高等院校教授、律师、下海经商的知识分子、外资企业中的白领阶层以及体制内得益的传媒工作者等人士构成。他们作为现存体制的既得利益获取者，反对激进的自由主义，担心政治改革会危及他们的利益；当然，他们也不可能支持保守派的意识形态，因为保守派主张恢复的“社会主义”也会剥夺他们已经取得的利益。因此，他们认同技术官僚的威权统治，希望在现存威权秩序下继续谋取利益。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目前的威权体制真正的社会基础。（【本站注】这个分析是难立得住的，有些想当然了。)
§ “脱两极化”对中国政治前景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历了从两极互动、到两极冲突的白热化，再转变为左右政治势力先后被边缘化的“脱两极化”的过程，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全能体制的变革史不同于前苏联所经历的从两极互动到“革命——崩溃”的历程的另一种历史路径。
把中国与前苏联的变革作一对比是颇有意思的，从两极互动的角度来看，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借用西方政治学的术语，基本上是以戈氏的政治中心与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派的“中左联盟”（也即中间派与自由派联盟）为基础的；与前苏联不同，邓小平的中国，在八十年代中前期，是中间派在左右两极之间进行平衡，而在八十年代后期，则走向政治中心与保守派的暂时性的“中右联盟”（也即中间派与保守派联盟）。以此来维持共产党组织资源，并利用这一组织资源，来抑制激进自由派。
在八九年自由派边缘化以后，邓小平通过扶持新型技术官僚，来加强中间派的力量，在他的南方讲话以后，进而使原先的中右联盟的前“盟友”保守派边缘化。然后，通过经济市场化，来形成支持这一技术官僚中间派的城市新中间层。在社会层面与政治层面上，完成了稳定的中间派权威政治。
这一历史发展并非任何政治家的有意的理性设计，而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最终综合结果。这是一种可以用黑格尔的正反合的“历史辩证运动”来形容的事态变动趋势。
应该指出的是，以中派权威政治为特点的邓小平本人的至高权威，及其所掌握丰富政治资源，在两种力量之间纵横捭阖，发挥了关键的制衡作用，这无疑是导致这种“脱两极化”的极为重要人为因素。
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脱两极化”过程，最重要的政治意义，首先就在于，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两极势力的消退，有利于避免社会主义全能体制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常伴随的政治参与爆炸。这种超常的“政治参与爆炸”与社会主义全能体制的意识形态政治特点有关。人们对政治事务的高度关注与敏感，并经由意识形态煽动而迅速进入政治领域，是这种政治文化的最大的特色。这种政治高敏感度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权威主义政治下的民众冷漠型政治文化形成鲜明对比。正因为如此，中国与前苏联这样的超大型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最容易产生政治参与的急剧膨胀。
脱两极化过程，导致意识形态政治的消退。从某种意义上说，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成员的政治泠淡心态，取代了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成员的超常的高度政治化，是中国从全能政治走向权威政治的一种重要表现。
“脱两极化”的第二个积极意义在于，取得政治中心地位的新型技术官僚，可以摆脱左右意识形态思维的牵制与影响。能从容地以世俗的工具理性的角度，从功效与成本的因素，来决定施政方针，务实地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疑难问题。更具体地说，在原教旨主义保守派把握意识形态话语主动权的时期，决策者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政治正确”，以维系自己在意识形态标准上的合法性与政治生存权，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左的意识形态思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脱两极化”以后的中国，原教旨意识形态保守派与激进自由派本身的边缘化，及其对决策圈的政治影响的消退，使政治决策中心可以相对不受意识形态干扰地、从容地根据工具理性来进行决策。事实上，江泽民在权力巩固以后提出的“三个代表”论，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顺理成章的表现。“脱两极化”对中国政治的积极意义还在于，由于新时期的政治中心不再受到来自两面的政治挑战，这就使他们即使在以后出现中等程度的决策失误，也仍然会享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
“脱两极化”还有助于民众的诉求方式与政府回应这些诉求的方式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脱意识形态化的后两极化时期，民众中的社会问题，不再会受政治意识形态包装的影响，从而可以在“就事论事”的具体问题上，通过非政治的方式来申张自己的要求，例如，下岗工人要求工作，破产工厂工人要求补助，民工要求发薪，农民要求减少地方官员的摊派，公众要求反腐败等等，这些具体要求由于不再以反专制的政治运动的方式出现，因而也会迫使当权者不再受政治思维影响，而是予以“就事论事”的务实的处理。（【本站注】事实是这样吗？历史和现实证明作者此论不靠谱和想当然。)
从长远角度来看，“后两极化”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多元化提供了基础。（【本站注】事实证明：威权政治极容易滑入专制，恰恰难以包容“多元化”。)市场经济分工基础上形成的彼此依存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彼此以契约关系作为讨价还价的游戏规则，只有在斗争型意识形态对政治人群的吸引力逐渐消解以后，契约型的游戏关系才有可能逐渐被不同利益集团接受，形成社会多元化与政治多元化的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历了从两极互动、到两极冲突的白热化，再转变为左右政治势力先后被边缘化的“脱两极化”过程。在80年代中前期，是中间派在左右两极之间进行平衡。而在八十年代后期，“政治中心”与保守派组成了暂时性的“中右联盟”，压制住自由派。1989年以后，邓小平通过扶持技术官僚来加强中间派的力量，他的“南巡讲话”进一步使原先的“中右联盟”之“盟友”保守派边缘化了。此后，技术官僚的政治威权统治得到了城市的新兴中间层的支持，出现了中间派威权政治。这一发展过程并非任何政治家的有意的理性设计，而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
另一方面，脱两极化也有一定的消极意义，在这种威权政治环境里，意识形态和社会性政治参与对决策者的影响大大降低了，即使决策出现失误，决策者面对的压力也比80年代小得多。由于体制外挑战者的消失，也由于威权体制下缺乏对管理者的有效监督，弥散性腐败日益加剧。（【本站注】事实证明，此论基本正确，结果也正如此。但这正是“威权政治”的结果，而与什么“脱两极化”没有直接关系。）中国的未来最可能出现的困境，是中央政权对弥散性腐败缺乏强烈的危机感，失去存在着两极化政治压力时的那种敏感，其结果是出现弥漫性的腐败化与分利集团化以及部份地方政权的“苏丹化”。[13]
“脱两极化”过程有助于社会观念的世俗化。在这样的社会里，政治矛盾主要不是在意识形态的两极之间展开，而是在以利益争夺为目的的各利益群体之间展开。所以官方多次强调，“要防止地方和地方之间、地方和中央部委之间、中央部委之间，从本位出发，甚至带有个人强烈情绪，互相指责、攻击的问题”，提出“要防止开党代表大会以后，思想、步调会更分散、更不协调的情况”。
§ “后两极化”与“新型权威主义”政治的形成
在本文最后，有必要对脱两极化对中国政治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
九十年代初以后，可以称之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官僚的新权威主义时期，经济改革已经导致了社会生活广泛领域的有限多元化，“三个代表”的意识形态已经摆脱了原教旨意识形态的平均主义的乌托邦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是一种由非意识形态化的技术专家主政的新权威主义。
脱两极化的意义在于，它使这种新权威主义由于不再受到长期支配中国政治生活的左右两极政治势力的强烈干扰与影响而具有了稳定性。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当社会进入“脱两极化”时代以后，中国才可以称得上正式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稳定的新权威主义时期。由于最终摆脱了两极政治压力的干预，具有了充分主动权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政治开始真正成熟。在这种新权威主义体制下，经济活动赋予社会成员的自由，将替代新政时期的“政策性自由”，以社会经济分化为基础的社会自由空间，将会在经济市场化成熟过程中，取得实质性的发展。经济发展是推动中国式的民主的真正意义上的火车头。人们有理由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前景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这是一种西方学者尚没有充分注意到的、脱胎于全能社会主义体制的新型权威主义，美国学者林兹教授对权威主义政体研究具有重要学术贡献，然而，在他的分析框架里，缺乏对共产主义国家向权威主义演变的研究，他把未经改革的非斯大林化以后的勃烈日涅夫式的社会主义政权，称之为“后全能主义”，而把共产党政权通过革命而崩溃后的政权称之“后共产主义”，然而，却没有研究中国这样一个通过经济改革发展的渐进演化，具有了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的、并保持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的性质。
本文认为，中国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新权威主义，即具有有限全能主义形式与外壳的新权威主义。或可以称之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官僚型新权威主义”，在这一体制下，意识形态政治已经渐渐消解，原先支配社会平均主义目标的意识形态内涵已经淡出并消失，这种意识形态失去乌托邦信仰内容以后，将日渐处于隐性状态，它只有在回应政治挑战时，起若干形式上的自卫意义上的威慑作用。它并不追求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目标。这是权威主义与全能主义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 余论：后两极化与中国民主的前景
最后本文要简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处于这种“后全能主义的技术专家型新权威主义”时期，在没有足够强大的自主性的社会势力与自由空间的情况下，中国未来的民主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起来？
我们有理由认为，市场经济给予中国人的自由，将是民主政治的工作母机。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多元化以及契约性的游戏规则，将是中国人学习民主秩序的训练所。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充分享受到自由经济好处的城市新中产阶级，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更积极的推动者，另一方面，农村民众的切身的利益，也使他们对乡村自治持更积极的态度。而主政者在不受全能主义意识形态原则支配的情况下，他们更多地会从工具意义上，从功能意义上对民主化过程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这并不意味新权威主义的执政者会自动成为民主化的积极推动者，然而，在没有他们所认为的“政治风险”的情况下，他们会从功利意义上，而不是价值理性的意义上，来重新考虑中国民主建设的前景问题。虽然这一条件下的民主制度创新是相当有限的，它固然并不能满足人们对民主政治的诉求，但至少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可以起到启动作用，在处于脱两极化时代的中国，民主需要人们积极争取，它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还在地平线上，但并不是空中楼阁，中国的航船总是在渐渐接近它。
（全文完，点击：返回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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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06-03 编辑转载 / 2022-04-07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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