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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是指1958 年至1960年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无视客观规律，听不得不同意见，独断专行，对不同意见一概以“右倾”“右派”予以打压，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是各行各业的“大跃进”。在工业上，典型的是全民“大炼钢铁”，农村则兴起“人民公社化”运动，似乎共产主义很快就可以实现了。而这两个历时约3年的“运动”，使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受到巨大挫折，并直接导致波及全国的打饥荒。

除所谓“反右派斗争”55万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遭到迫害，1958年以后的大跃进中，全国有300多万干部群众因为对“大跃进”有不同意见或执行不力，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各种处分和打击，上至省长，下至普通群众。

上有好者，下必趋之。在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的氛围中，违背规律的“大跃进”终于导致经济滑坡和波及全国的大饥荒……

如果说工业上的“大跃进”后来有了明显有效的纠正，而“人民公社”则只纠正了一些“共产”过激的因素，一直维持到毛去世及改革开放，才彻底终结。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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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

作者：高王凌来源：原载“中国新闻周刊”/原“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2004年已发布本站编辑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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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当然不止限于个别地区。例如：1959 年广东反映,有一半劳动力没有出工,辽宁等地的工效也相差很多,湖南等地消极怠工。湖北沔阳群众从1958年起,就渐渐消极了,经常出工的不到一半，1959－60年继续“拉平”、“充公”的结果，小队把耕牛卖了，农具、家具也烧了不少,一个公社损失的耕畜、农具就价值27万元，用各种方式对“共产风”进行抵制。

在这种情势下，群众已没心思再搞生产。⁽⁵⁷⁾ 在山西，1960年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大为减少，只有240万“老弱残军”（据说是“女的多男的少,老的多年轻的少,小脚女人多大脚女人少”）,仅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 48% 。⁽⁵⁸⁾ 浙江省自公社化以来，公社和县以上的工业企业、基本建设共调用了农业劳动力95万人，还不包括冬春兴修农田水利的200万人。⁽⁵⁹⁾ 在1960年紧张的春播栽种季节，云南直接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全省平均只占总数的50－60%，而且多数是妇女劳动力。⁽⁶⁰⁾ 在湖北荆门，有的小队只剩下一两个男劳动力。浙江萧山县有个29户人家的生产队，最少时只有2个人出勤。⁽⁶¹⁾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已无法正常进行。

影响生产的原因还有很多，例如1959－1960年冬春全国水利战线占用劳动力过多，最高额曾达到7000万人,另一方面社办企业事业摊子铺得过多过大,劳力浪费严重,使福建一些地区农业劳力减少1/3左右；⁽⁶²⁾ 一些政策如鸡、猪、蛋的强购，也使群众不愿再喂鸡喂猪，说“还喂它干啥”！据说，1960年底恢复农村几项“小自由”时，发还自留地，农民不要，劝农民饲养家畜家禽，农民就是不听。⁽⁶³⁾ 广东1959年荔枝特大丰收，虽比上年超产3倍以上，上市量却减少了 50%，大部分为社员分光吃光，农民已不再象过去那样勤俭节约，滋长了一种不计将来，只顾眼前的大吃大喝的不良风气。⁽⁶⁴⁾ 这恐怕是公社化以来，分配制度上的供给制和生产生活资料上的公有化不能实施下去的一个原因，也是某些生产品“歧型发展”的原因之一。

这反映在生产上，就是在主要农产品生产严重下降的同时，有一些作物产量却提高了，象广东荔枝所说明的，在全国范围增产幅度较大的，有水果，特别是蔬菜，以及以家庭副业和队办工副业所构成的副业等。⁽⁶⁵⁾ 如1959年发现，江苏、安徽等地把粮田改种蔬菜，或用荒田种粮，用熟田种植经济作物，以增加小队的收入。⁽⁶⁶⁾ 黑龙江一些地方“什么来钱多,来钱快搞什么”,用大车猛搞运输。⁽⁶⁷⁾ 在湖北沔阳,河旁路边，房前屋后，到处种的是洋姜。其实，并不是社员喜欢洋姜，而是为了对付“共产风”所使用的一个“秘密办法”。因为种植小杂粮往往会被没收,洋姜则可以零敲碎打,挖一点,吃一点。⁽⁶⁸⁾ 实际上，种植蔬菜最主要的作用是为了在大饥荒中,弥补粮食的不足，为此中共中央从1960年也开始提倡多种蔬菜；⁽⁶⁹⁾ 同时在各类农产品中，蔬菜因不是统购对象，受控制程度较低，可以较多地落在农民手里一些。在山西太谷，正是在“困难时期”，蔬菜生产有着最大的增长（其后它反而降下来了）。该县著名的先进大队扬家庄，在口粮标准很低的情况下，靠着蔬菜（以及瞒产私分）没怎么饿死人，并在1961年达到了集体经济时期人均收入的最高水平。吾村也是那几年菜多，看到别村种菜大发财，动了脑筋。结果和扬家庄一样,靠着这笔收入,在1960－61年实现了“电气化”。⁽⁷⁰⁾ 另外,在类似的一些不太“困难”的地方，农民则趁机卖了不少高价粮。据“四清”时揭发，当时太谷仅胡村、任村、小白三个公社为开展种种“协作”，就卖了高价粮220多万斤。⁽⁷¹⁾

因此，农民在这场“战斗”里，一方面是“不干了”，或是干也不多产出，特别是对作为统购派购对象的主要农产品如粮食等（另一方面，已开始采取各种“变通”行为，以图自救）。

于是，当大饥荒来临之时，一切都嫌太晚，诚如黄克诚的兄长所说：前些时大家都不干农活了，哪里会有粮食！等到挨饿时再想干，就来不及了，而且也没力气干了。⁽⁷²⁾

以上只是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村生活勾勒出的一个简略的图像，也仅谈到农民的一般反应，在下一节里，我们将专门讨论农民的各种反抗，那里才能反映出当时农民行为的鲜明特色。

三、农民的反抗

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民的反抗有着多种形式。

1959年底中共中央转发的湖南整社经验中说，当前农村中一部分农民和干部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否认大跃当年“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大食堂”…… 进的成绩，说：“共产党好吹牛皮，讲大话，年年喊增产，年年都减产”；不但不相信大跃进，而且主张根本不要搞大跃进。他们认为：“公社化搞快了、搞糟了、搞穷了”；“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解放后不如解放前，好象一个倒宝塔，一节比一节差”（按：不久这就成为各地的普遍说法）。此外，他们主张把土地、耕牛、农具和粮食下放到户，把产量、产值包到户。说什么“供给制出懒汉”，主张予以取消，搞“清一色的按劳分配”。经常叫喊粮食不够，说“现在一天的粮食抵不上过去的一碗猫饭”。主张“拆散食堂，重建私灶”。反对党的领导，埋怨“共产党为甚么管得这样宽，你只管收购就算了，生产、生活随我搞”。他们不择手段，想方设法破坏和盗窃集体财产，或隐瞒私分，或自动扩大自留地，甚至直接进行破坏。⁽⁷³⁾ 从各方面情况看来，这一时期农民的反抗，主要有瞒产私分、各种“偷盗”、包产到户，以及对“共产”和食堂的反对等。现将其分述如下∶

1. 瞒产、私分和偷粮

瞒产私分是农民的“传统”的斗争手段，它在这一时期有了特殊的意义，也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使用方式。

如前所述，在1959年初，毛泽东曾发现，农民普遍瞒产私分，反对上面的“抢产”、“共产”。

在这以前，农民也瞒产私分，但情况远没有这么严重，涉及的量可能也不太大。但是现在不同了，公社化以后，随着“浮夸风”而来的“高征购”，使各地农村的口粮供给都发生了问题，尽管不一定每个村庄都同样严重，但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在死亡的威胁面前，许多过去并不瞒产、甚或是模范的生产队，也要为自己考虑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山西省太谷县的扬家庄大队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据说，这个大队在1958年总共打了80万斤粮食，秋天汇报时硬被报成180万斤，征购走100万，以为你还留有60万，不知连种子都没有了。原说共产党最讲实际，不料最胡说了。本来以为是国家管的，这时才发现没人管。直到1960年才有了一点返销粮，每天吃不上几两。于是，从1959年起就开始偷，集体偷，实际就是瞒产私分。

本来一直跟着共产党走，公社化也是愿意的，这一下，情况就变了。从这以后，就和共产党越来越不一心了。吾村的瞒产私分，则是发生在1958年,是怕第二年挨饿，而且说是共产主义了，哪里也能吃饭（当时到处都混吃乱吃）,上头也不会那么利害。只瞒了一次，以后再不敢了，改为社员“偷粮”和利用其他的变通方式。⁽⁷⁴⁾ 1959年初在湖北，“公社是新东西，瞒产私分也是新东西”，有一个小社查出集体瞒产 49.9 万斤，另一个小队报出瞒产20万斤。⁽⁷⁵⁾ 随后农民的瞒产私分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更为发展了。如山西五寨县在1959年秋收分配中，据说查出隐瞒产量有1000多万斤。⁽⁷⁶⁾ 同时发现，浙江农民“先下手为强”，扩大瞒产私分活动，有的地方几次报告产量都不真实。山东也有“相当一部分生产小队”搞瞒产私分，一部分群众乱偷乱摸。有的地方则编造两套帐目，蒙骗上级。⁽⁷⁷⁾

【本站补充：参见短视频：1959 年的“粮食”：上要征购下要瞒产 】

瞒产私分之外，农民“偷盗”也发展了。在安徽凤阳，几年来上报产量越来越低，田亩越来越少，有的大队玉米亩产只报10多斤；据说1961年产量降低的原因之一就是被“群众搞去”，这样丢失的粮食各公社估计总共有500 多万斤；问题即在领导上思想麻痹，没注意到群众的“三只手”，另外也有一部分干部带头偷粮。⁽⁷⁸⁾ 河南省秋收秩序也很混乱，1960年南阳地区仅红芋一项被偷、摸、哄闹，损失不下一千余万斤（折粮），加上多吃和怕犯反瞒产错误，不敢加强管理而造成的浪费，估计共有一亿余斤粮食，其间还多次发生了上百人哄抢庄稼的骚动。⁽⁷⁹⁾ 据报告，1961年全国由于粮食分配不能落实，群众紧张心理没有消除，所以夏收中私分和偷青、吃青的现象比较严重，偷盗早秋作物的现象也在发展。⁽⁸⁰⁾

如果说，上述现象自1958年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在“三年困难”期间，似乎就越来越有所发展，并达到了一个高峰。

据报告，1960年入春以来山西晋中地区各类案件大幅度上升（一般上升了四至六倍）,到1961年第一季度,偷抢粮、菜和宰杀猪羊、耕畜的案件较上季度又上升了 4/5 。⁽⁸¹⁾ 在太谷县窑子头公社,直到1961年,仍然是隐瞒私分、扩大灾情，社员则是偷的偷、拾的拾、翻的翻，相当严重（瞒产私分中有∶吃了不算、多扣水分、打多报少、高称出库、不算复打等）。经核实后,全公社产量由原来的190万斤提高到214万斤。⁽⁸²⁾ 辽宁省群众中流传着“小偷小摸，有吃有喝”的说法，1961年秋开展了“护秋教育运动”,结果农村中乱拿乱摸的现象显著下降,一般与运动前相差70%左右。据说,沈阳地区在8月20日以前共发生拿摸3400起,参加的有4万多人。⁽⁸³⁾ 同一时期，一些地方由于干部简单粗暴的做法，不但没有制止了社员的小偷小摸，反而使之越发严重了。⁽⁸⁴⁾ 1960年初，在陕西全省发现压产、瞒产的生产队12562个，占总数的48.4%，共瞒产私分粮食11300万斤，棉花204万斤，现金294万元。⁽⁸⁵⁾

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些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例如：在这一时期的中央文件里，瞒产私分已成为一个经常提到的名词，1960年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中说，瞒产私分的行为，不在运动范围内清算；⁽⁸⁶⁾ 其后在转发的湖北省委的报告中说，必须反对不报实产量这种倾向；⁽⁸⁷⁾ 在对待河北、河南等地粮食“小仓库”（“黑仓库”）的问题上，也指示各地不许打它的主意，以免又发生变相的“反瞒产”现象,对陕西发生的事件则规定,群众中隐瞒、私分，不要去追究,也不要去处理。⁽⁸⁸⁾ 瞒产私分俨然成为一个普遍的、似乎也有几分被认可了的现象。以致1961年毛泽东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说：在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上，我们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弄得大小队之间和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⁸⁹⁾

2. “包产到户”风潮再起

1958 年前后，似乎没有发现有关包产到户的报道，这一方面是因为57年反右以后（上一轮的“闹社退社”和“包产到户”就是因此被打下去的），紧跟着就来了大跃进；另一方面可能是面对着人民公社，农民一时还闹不明白和不及反应。但是不久之后，“包产到户”又出现了。

1959 年10月农业部的一份报告说，5、6、7月间，农村中曾出现一股“右倾”的歪风，如小队所有、小私有、小自由等，其中就包括包产到户。⁽⁹⁰⁾

随即中央转发了江苏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认为这实质上就是从集体退回到单干。⁽⁹¹⁾ 在转发的河南省委的报告中谈到，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主张生产和生活组织规模越小越好，越分散越好；一再宣扬“人和土地发生感情”，认为集体方式对农民卡得过死，剥夺了农民的自由，打乱了生产秩序，没有生产责任制了；还说:“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把农民的劳动力拿过来了，不能自由劳动；公社化以后，把生活吃饭也拿过来了”，因此提出包工定产到户，并在该地区内强制全面推行。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也有相同的看法，并背着地委到各县推行包工包产到户。报告指出，他们是采取修正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做法，把包工包产到队变为包工包产到户。这种情况，在河南其他地方也是存在的。⁽⁹²⁾ 为此《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点名批判了这两个地区的农民李春容和姚长坤。⁽⁹³⁾

在前述农业部的报告中提到甘肃武都县有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还有的把全部农活或大部农活包工到户，取消或基本取消了集体劳动，恢复单干。⁽⁹⁴⁾ 此外，甘肃秦安县委第一书记宇文荣等，公开破坏人民公社（说去年革了农民的命），极力恢复单干，提出包产到户，谁种谁收。据说其背后还有地委的支持。⁽⁹⁵⁾ 湖北浠水县委第一书记唐玉金在红光生产队召开顾问小组座谈会，根据老农献计，将小杂粮分到户，将来收获，队与社员四六分成。⁽⁹⁶⁾ 在湖南整社中也发现,有人提出把生产生活资料下放到户,产量产值包到户,即恢复原来的私有制和个体生产方式。⁽⁹⁷⁾ 贵州也存在类似的情况。⁽⁹⁸⁾

农民这一期包产到户的努力，在庐山会议后被批判制止，但到1961 年初，又再度出现。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在一些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变相单干。这种地区虽不占多数,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差不多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现。个别地方则是有领导地自上而下地执行这种做法。有些地方实行“田间管理包到户”或“田间管理责任制”，结果引伸到变相的“包产到户”，或是部分产量包到户。有的地方出现了“父子队”、“兄弟队”。⁽⁹⁹⁾

广西各县在农村干部会议上，暴露出很大一部分公社以下干部有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恢复单干的思想倾向。据统计，有这种思想和行动的人，占到会干部的25% 左右，在“五风”和受灾减产严重的地区，达到60% 。其中，基层干部的比例尤大。不少生产队已经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如龙胜县即有42%的队已包产到户。其实，远在高级社时期，在比较边远闭塞和户口特别分散的山区，一些地区压根儿就没有合作起来，这些地区单干长期存在,主要原因就是基层干部和农民向上级领导打了埋伏,谎报说合作了。在他们看来，要彻底解决平均主义,改变农村生产面貌,唯一的办法是分田到户,恢复单干。⁽¹⁰⁰⁾ 横山县在1961年夏收夏种后,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单干（占总数的12%）,虽几度纠正，到1962年入春以来，又有所回升，有所蔓延。自治区党委报告说，有人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集体、单干，能增产就算好”，说政府现在是“道公老儿倒骑驴，一步一步退”；有一副对联，说单干是“明知故犯,，众一心”。⁽¹⁰¹⁾

广东清远县洲心公社凤凰大队，1960年根据农民的要求，把低产田一块块地定出产量标准，分给社员一家一户去种，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取名曰“就地分粮”。1961年下半年在全县推广，效果十分显著。省委预拟于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请示后在全省推广（未果）。⁽¹⁰²⁾

1962年,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70% 以上的生产队在短期内解体”,推行“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成为西北全区的一大政治事件。⁽¹⁰³⁾

湖南的“单干风”，1961年春耕时出现一次，秋收时出现了一次，1962年春耕生产时又出现了一次，时起时伏。据全省初步统计，有 5.5% 的生产队已经分田单干。在形式上，有的实行了分田到户，有的实行了“井田制”,有的实行包产到户。不管形式如何,生产是以户为单位进行,负担是以户为单位摊派。⁽¹⁰⁴⁾ 农民说：“共产党是走群众路线的，现在两条群众路线，已经走了一条，食堂可以不办了，还有一条，就是分田到户，迟早也是要走群众路线的”。并把省委“田塍包产到户”的建议，删去“塍”字。⁽¹⁰⁵⁾ 为了生产自救，湖南省在1961年冬季将数百万亩冬闲田借给农民（大体每人可借三至五分），种植冬菜或冬种春收作物，收入全归社员。⁽¹⁰⁶⁾

这一时期农民的“反行为”形式，多种多样，但很少出自“首创”，而大多与历史传统有关。例如“借地”——据说过去山东就有无地少地的农民要求地主，从佃户手里拨一些麦茬地，让他们种一季地瓜，秋后再还给原主的。⁽¹⁰⁷⁾ 困难时期最著名的一次“借地”发生在河南（1962年）。一开始只在部分地区，随后普遍实行，每人可借地五分至一亩不等，借期三到五年，借出土地约为20%左右（以上统计皆已计入自留地亩数）。⁽¹⁰⁸⁾

在山西似也存在多种形式的借地、租地和非法占用集体耕地的现象。⁽¹⁰⁹⁾

陕西省紫阳县城关公社双溪管区，从1959年起社员“私人滥种土地”，无限制地扩大自留地，全部或大部包工包产到户，分掉公共积累，把基本核算单位变为生产小队。在问题最为突出的清涧县，据调查，全县“绝大多数群众要求包产到户”，认为“农业社是个大摊摊，精精捉憨憨”，提出“合作化道路要走，单干不可能，只有包产到户最合适”。该县单干倾向严重的生产队占17%，已经瓦解和接近瓦解的占7%。据了解，在横山、神木、定边、靖边、佳县、子洲六县包工、包产到户的大队占9%，生产队占6%。据1960年初统计，全省包产到户、包工到户以及把牲口、农具下放到户的生产队占总数的近10%。(110)

四川泸县、叙永县的一些地方也搞了包产到户。(111)

当时统计，全国各地陆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单干，约占20%，⁽¹¹²⁾ 或说30%左右。⁽¹¹³⁾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安徽。

在三年困难时期，安徽是问题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从1960年底省委开始采取划小核算单位的办法，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时受到一个老农的启发：1959年宿县老农刘庆兰带着有病的儿子进了山，自己开荒种地，第二年就打了3300斤粮食。他提出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来种。从此就在全省范围内开始了包产到户的实验。当时称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简称“责任田”。从1961年3月开始推行，其后屡经制止，但到4月已有 39% 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到7月又有不少地方自动采用，使比例增加到67%，到10月竟增加到85% 。1962年初，开始“纠正”责任田，但到8月只有36595个生产队改了过来，仅占全省生产队数的12%。直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被全面“改正”。⁽¹¹⁴⁾

在“纠正责任田”的过程中，太湖县委宣传部干部钱让能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他说：我认为“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1958－60年，太湖县遭到毁灭性的破坏，1961年初，这里90%以上的地区推行了责任田，荒、逃、饿、病、死，一瞬而基本改变。农民群众的那股劲头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见闻。

在“改正责任田”时，农民说：社会主义总是要多打粮食，人人有吃有穿吧！我们国家任务一两没有少，大小队都有机动粮，困难户也照顾得很好，公共积累照样提取，这有什么不好呢？你偏要把大家搞在一块上工收工，千斤担子只队长一个人挑，这就是社会主义？

对于要恢复实行“小队核算”，农民说：1957年以前就实行过，也有问题！譬如说，自留地与大田用肥、家庭副业与集体生产、耕牛使用与发展、农具添置保管、农活的数量和质量、评工记分等等，怎么也搞不好。现在责任田一搞，都解决了。你们想想，多轻巧，何必自找麻烦呢！互助合作，最好就是实行责任田制度。只要不变，多完成任务，我们都情愿。风闻要“改正责任田”，不少农民绿肥不准备播种了，田埂也挖到了边，实行了消极反抗。⁽¹¹⁵⁾

中央农工部宿县工作组也有类似的反映：过去一些地方虽然连年增产，但多产不能多吃，群众说，劳动一年总是吃不饱,饿肚子,饿怕了。实行责任田粮食增产显著,不但超额完成了国家任务,家家都有存粮，队里也有了储备粮和机动粮，社员说∶“实行一年责任田，粮食就够吃二年。连续搞三年，保险又和过去一样了，粮食又无人要了”。大家害怕改变责任田，表示要改就不多下肥料，说看来政府是不叫农民吃饱肚子。⁽¹¹⁶⁾ 尽管上边表示改为小队核算就是退到了最后一步，但许多地区都反映除非包产到户，就不可能解决集体经营的那些问题，各地普遍出现出勤率降低，工效不高，一个人的活要三个人干,社员马马糊糊,装病、装瞎子；干活磨洋工，锄地偷懒，“前边锄，后边荒，猫盖屎，草上飞”，以及偷粮等现象，预示了以后集体经济生活的实际状况。⁽¹¹⁷⁾

同时，在那些没有包产到户的地方，也存在着把基本核算单位越来越向小划分的趋势。在1959年初讨论这一问题时所说的三级所有，实际上是指生产大队。现在，许多地方的农民却在把它降到小队、或者是生产组一级。例如，1959年四川泸州地委提出生产小队的规模不宜过大，应在15—20户左右；芦山县委确定将原生产队编为生产小队，原生产队改称生产大队，作为一级生产管理机构保留。⁽¹¹⁸⁾ 实际上，改变了基本核算单位。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以前，据说广东早就推行了“包产到组”；河北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¹¹⁹⁾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类似的制度创新，都很值得重视。

3.退出和解散食堂

在整个集体经济时期，食堂的存在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它一共只有几年时间。

但在当时，这一个“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却成为农民生命攸关的事情。因为农民的口粮虽同样受到严格限制，但在食堂之内，他的吃饭权利却完全攥在了别人手里。因此食堂受到农民的坚决抵制。据说，在1959年“反右倾”以前，农民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其后则是千方百计扯垮食堂。⁽¹²⁰⁾ 例如有人把食堂喊成“死堂”，主张“家家起火，户户冒烟，拆散食堂，重建私灶”，有的说“食堂好比紧身袄，穿在身上怎么也不自在”。河南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也到处宣扬食堂卡得太死，提出要有十大自由。⁽¹²¹⁾ 1958年底，在食堂吃饭的人口曾达到农村人口的70%、80% 到90%，随后出现了一股解散食堂的风，山西一度只剩下20% 的人还吃食堂。⁽¹²²⁾ 四川泸州地委从1959年初提出食堂“可以阴一个阳一个的解散”，“让公共食堂名存实亡”，到年中各县市的食堂解散了大部分，其后仅有有限的恢复。⁽¹²³⁾ 到庐山会议以后，食堂成为一个更为突出的严重问题。这不但与“反右倾”，也与当时的整个形势、特别是粮食供给的恶化有关。但是食堂非但没有缓解、反而使后者更为恶化了。1959 年底(本站注：即庐山会议批彭德怀以后)，全国公共食堂再度发展到392万个，在食堂吃饭的约有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3%。⁽¹²⁴⁾ 统计中食堂办得最多的几省，差不多把饿死人最多的地方都包括在内了。⁽¹²⁵⁾

其后中央几次强调加强公共食堂，称之为“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有的地方称之为“人民公社的心脏”。⁽¹²⁶⁾ 直到1961年的“十二条”和1962年初的“六十条”草案，还在坚持办好公共食堂，尽管中央派出的几个调查组都带回了农民强烈要求停办食堂的意见。到1962年6月修正草案时，才放弃了公共食堂这个“共产主义的萌芽”。⁽¹²⁷⁾

当时，公共食堂还与平均主义、自留地，以及拆房并居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使问题更为恶化。⁽¹²⁸⁾ 在取消公共食堂的同时，供给制这一“共产主义因素”也终于被否定。

近来，在海外学者的大跃进研究中，有一种观点特别强调了食堂的作用，甚至把它列为大饥荒的“元凶”、“罪魁祸首”。⁽¹²⁹⁾ 不错，这些研究提请大家重视起食堂问题，它确使农民的情况更为恶化，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把那一点粮食交给农民而不是由食堂控制，尽管仍不够吃，却也可能多拯救一些人命，……但我认为，并不能因此就把食堂在导致大饥荒方面的作用过分夸大了。

4. 农民的思想反映及其他

上述之外，农民还有其他一些“抵抗”行为。如山西农民对“一平二调”有如下各种抵制方法：

1）分，把队里的副业转给社员，猪场、运输队转为食堂生产；

2）关，关门不干； 3）顶，顶住不给； 4）藏，不让看见；

5）拆，把机器、胶皮车拆开； 6）卖； 7）杀。

……有的地方害怕过渡，就“卖掉、吃光、分尽”，把钱全部分给社员。此外，还有反对生活集体化、反对供给制、反对统购统销等言行。⁽¹³⁰⁾

庐山会议以后，农村还有过一些运动，如整风整社，直到后来的“反五风”。但是这些运动，多没有经过象1959年初整社运动那样的大鸣大放，对农民的思想只能做有限的反映。如1960年初在山西晋中地区，农民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责“三大万岁”是“三死”、“三少”、“三没头”，即∶集体生活限制的死,统购统销限制的死,集体劳动限制的死；口粮留的少，自留地留的少，休息时间少；苦干没有头，大跃进没有头，农村没熬头。公开提出，要想搞好生产就得实行“四大自由”，即∶劳动自由（不要集体劳动），生产自由（自由种植，包产到户），生活自由（取消食堂，回家吃饭），买卖自由（取消统购统销）——为此进行了各种“破坏活动”，如：叫（叫喊困难、叫喊缺粮）、要（要钱、要粮、要劳力）、瞒（隐瞒私分）、装（生活上装穷、装缺粮、劳动装病，工作装积极）、骂（骂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偷（偷窃集体财物）、破（破坏损害集体财物粮食）、拉（拉拢干部）、打（打击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找（找缺点，说坏话）、闹（闹粮）、抗（抗交粮、抗劳动等）、拖（事无巨细、消极拖延）、逃（逃避劳动、逃避服勤）、篡（在政治上篡夺领导权）。实际上，即如文件所指出的，反对和“拒绝走社会主义道路”。⁽¹³¹⁾ 有的则把“共产风”、瞎指挥等等错误都算在“社会主义的帐上”。⁽¹³²⁾

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民有没有“武力反抗”？这似乎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有人以为，农民始终就在逆来顺受，坐等饿死，这恐怕是很不确切的。从山西晋中的情况来看，据报告,1960年入春以来,“反革命现行破坏显著增多”,凶杀、投毒、纵火案件较去年同期上升了四倍，破坏的主要目标是公共食堂、幼儿园、饲养场等；反动标语、传单、信件，较去年上升了一倍（如有标语攻击人民公社是“大规模的奴隶制度，破坏家庭，强制劳动，剥削个人自由……”）；反革命集团和反动会道门活动，较去年增加了六倍；反革命破坏事故，增加了五倍。到1961年第一季度，政治案件较上一季度又上升了24%，特别是偷抢粮、菜和宰杀猪羊、耕畜的案件很突出，较上季度上升 78%。⁽¹³³⁾

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民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度荒和生产自救。他所采取的反抗方式，如瞒产私分和包产到户，基本上都可以说是自救措施。但前者比较消极，后者则显得更为积极一些。正是依靠这些，他们中的幸存者才活了下来，并使生产有所恢复。大跃进的结果，正如农民所说，“政府背了时，农民造了孽，两败俱伤”。⁽¹³⁴⁾

经过激烈的碰撞，斗争势态差不多又回复到以前高级社的状态，但人民公社的一幕既已发生，就不会和没有过一样，农民的许多行为也保留下来，这一切都对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小结

1958年及其以后的几年，是中国农民与政府间斗争最为激烈的一个时期，尽管在表面上远不若实际中那样动人心魄。但直到今天，我们对那个时代仍缺少全面的认识，对农民的抵抗，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也所知甚少。

有人问，面对着那样的大饥荒，农民为什么不奋起反抗？这一问题提出也许有些道理，却又似是而非。【本站补充资讯链接：揭秘：“大跃进”后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人民网载）】

这一时期农民的行为主要是抵制、怠工和变通（而主要不是反抗），这一点即很能说明问题。为此，要回答的将是那个时代的问题，是整体的政治形势，农民的组织和力量，及思想意识等等。他们是那样的无组织、那样的分散和无力。尽管他们曾使用多种方式来反映意见，包括给执政党和党的主席上书，以及利用各种会议和各种场合，但历史注定了他们的命运还要由别人来决定，不管是受到漠视或重视，交的是好运还是厄运。在另外很多地方，他们恐怕根本就没有发言的机会。

在集体经济的历史里，人民公社时期是政府的手伸得最长、控制最为彻底的时期，不但生产小队和大队两级“所有权”都被取消，集中到公社或更高机构的手里，农民的“私有产权”包括生活资料所有权也都遭到了剥夺。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受到了最大的伤害。尽管这时阶级分野似已失去了它的意义，农民行为空前一致，但干部问题的相对恶化，在许多地方却使情况雪上加霜。

1958—1961 年确是中国历史里，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里一个特殊的时期，也可谓空前绝后。

今天我们只能十分概略地概括农民的反应：农民是高度被动的，惊困之余，他们就不再生产（一方面是因为多生产没有好处，一方面是想要“吃国家”）；但不久就发现，这是靠不住的，首先挨饿的正是农民自己，但这时一切已嫌迟矣。于是，农民开始自救，偷、瞒……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公开对抗），只要能不被饿死。其次，就是改变制度，如包产到户等。当然，自救也可以说是一种制度修改。

在这一时期，农民的包产到户和瞒产私分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大饥荒面前，农民普遍瞒产私分和偷窃粮食，这是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但在高征购面前它又是有限的，否则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了）。包产到户也在这一时期有了极大的发展，而到下一个时期则几乎被完全禁绝。

1958 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正是经过它，许多农民才“变了心”，或说是省悟过来，⁽¹³⁵⁾ 所以我们将这一部称为“大梦初觉”。自然，这时农民有许多行为还不十分确定。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农民“两败俱伤”，只好互相让步、妥协。大跃进被停止，食堂和供给制被取消，自留地重新发还，生产队所有制被承认，偷窃和瞒产私分遭到批判，所有这些，都成为以后十几年的基本制度，和农村的基本生活方式。其中许多东西（特别是包产到户与自留地的扩大），虽一时受到严厉的批判，却成为十几年后农村改革的契机。历史就这样赋予了它以不同的意义。□

（全文完，点击这里：回本文首页）

【本站转载后记】据“新浪”载文《1959 年：滑向大饥荒的“大跃进”》一文所述：

“大跃进”和公社化的乱子，把党内分成了两派：一部分干部认为，“气可鼓不可泄”，坚持要继续“大跃进”；而另一些干部却感到，危机将至，不胜惶恐。前一种声音仍然理直气壮，但后一种声音已在私下积聚。

张闻天、陈云都与彭德怀交换过看法。朱德、董必武、林枫联名向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建议“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自己在家里做饭”。朱德提出,不能完全否定“个人所有制”。在地、县委书记和一般干部中,质疑声更强烈、更尖锐,认为“1958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大办钢铁是‘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早产儿”；中央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左’倾思想的复活”,“‘共产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公共食堂害多利少”；等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径直在无为县解散了4000 多个公共食堂。
（本站注：张恺帆因此受到严肃处理，毛亲自撰写“党内指示”，开篇即钦点张恺帆大名）

党内高层是在这样一个思想分歧的状态下参加 7 月召开的庐山会议的。

毛泽东带头纠“左”，但是有底线，底线就是必须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是毛泽东最引以为自豪的两个“创举”。毛泽东认为,建国后头七年没有自己的东西,无非是照搬苏联,真正自己的东西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他不仅要以此为中国找一条道路，而且要为社会主义树立标杆，奠定自己的国际领袖地位。因此，他不容有人怀疑和否定。杜润生说：“毛是不能激的”，他认准的事，越是有人说不行，就会“更加激活他极强的反向思维”。

彭德怀在庐山给毛泽东的信，激起毛强烈反击，尽管彭主观上并不想刺痛毛。

仔细分析，毛泽东的激烈反应，也不只是因为彭的信，他断定有不少人对总路线发生动摇。

恰在这时，赫鲁晓夫批评人民公社的讲话送上了庐山，进一步激发了毛泽东的“斗志”。8 月1日，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批道：“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本站感悟】果不其然，毛“作战”了，这就是6年后的“文革”——于是我们便可理解，为什么仅仅打倒刘少奇等党内高层有过一些不同政见的“老战友”还不够，而且要“天下大乱”打翻全国的各级党委，由所谓“造反派”去“夺权”，然后把能认定是“忠于毛革命路线”的干部再“解放”出来，“结合”进新的领导班子——唯有此，才能清除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毛式创举“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历史事实和逻辑证明：如此而已。

本文网页标题上“赐稿”二字，是原“北京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网站2004年发布本文时所注，并非作者赐稿予本站。特说明。下面是该网站发布本文时的网页局部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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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参考历史文献索引】(57～134)

57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49、258、365－367、396、371；安徽一些地方出勤人数也只有一半多点，见页499。
58 “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1960年10月，太谷县档案∶3－1－63。
59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报告”，1960年11月，发展研究所档案∶407。
60 《云南农业合作制史料》第四卷，页95。
61 见“湖北省委批转‘梅白同志十月十九日向省委的汇报记录’”（摘要），1960年10月，“浙江省委关于人民公社收益分配问题的报告”，1960年1月20日，发展研究所档案∶404、377。
62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38、362。
63 《乡村三十年》，页17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页923。
64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40－241。
65 关于水果，参见《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84,该书提到的产品还有茶叶,但据另外的材料,茶叶是减产了的,见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67；对于蔬菜,可惜的是缺少全国的统计数字。
66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79。
67 “黑龙江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中和会议结束后部分公社以下干部的思想动向”，1959年4月3日，发展研究所档案∶333。

点击这里展开：本页其余注释——

68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67。
69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39、345、354。
70 高王凌∶“插队笔记”、1994年调查，太谷县统计局∶《太谷县建国三十五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提要》，页24－25。
71 太谷县档案∶四清案卷∶006、020、002。
72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北京，页267。
73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58－263。关于公社不如合作社、互助组、单干的说法，参见《乡村三十年》，页176等；关于政府只派任务不要管生产的想法，参见《乡村三十年》，页175等。
74 高王凌，太谷县调查，1994年。
75 “湖北省委关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第一个报告”，1959年3月7日，发展研究所档案∶308。
76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进展情况的报告，1960年1月12日，太谷县档案∶3—1—65。
77 “浙江省委关于人民公社收益分配问题的报告”，1960年1月20日，“中共山东省委关于生活安排情况的报告”，1960年3月，“金华地委关于检查麦收分配情况的报告”，1959年8月12日，发展研究所档案∶377、381、357。
78 《乡村三十年》，页176、190、191。
79 “中央对‘杨蔚屏同志关于农村当前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的复示”，1960年 11月27日，发展研究所档案∶406。
80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494。
81 “中共晋中地委批转政法党组关于开展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意见的报告”，1960年11月6日，“中共晋中地委批转政法党组关于开展社会镇反运动的方案”，1961年4月20日，太谷县档案∶3—1—67、84。
82 王运广、申步堂、石建起、成振兴给县委的报告，1961年11月16日，太谷县档案∶3—1—86。
83 “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开展护秋保收教育运动的报告”，1961年9月19日，发展研究所档案∶458。
84 详见中共太谷县委整风工作队∶“关于胡村人民公社贯彻农村政策中初步暴露出的干部作风不纯方面的情况”，1960年11月25日，太谷县档案∶3—1—73。
85 《陕西省农业合作大事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页97。
86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27。
87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57—358。
88 “中央关于正确对待社队‘小仓库’问题的通知”。1961年1月23日，“陕西省委批转汉中地委‘关于算帐中发生自杀事件的通报’”，1959年4月，发展研究所档案∶443、342。
89 “主席给常委及有关同志的信”，1961年9月29日，发展研究所档案∶471。
90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48—250。
91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51—252。
92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53—257。
93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包产到户资料选》，1981，页292、299。
94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50。
95 内部参考，591213。
96 内部参考，590812。
97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63。
98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88。
99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495。
100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555—556；霍泛，《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页47。
101 《广西农村合作经济史料》，页364—368。据说，临桂县的联产承包办法，与陶铸在广东搞的大段包干责任制是相似的，同上书，页949。
102 “陶铸、赵紫阳合伙贩卖的黑货见鬼去吧”，《南方日报》1968年4月12日；张根生∶“回忆邓子恢同志几件事”，《回忆邓子恢》，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页280。
103 《甘肃省农业合作制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1988，页44—45。
104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650。
105 “张平化同志五月十三日给主席的信”，1961年5月，发展研究所档案∶479。
106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515；又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页65。
107 见赵德发：《缱绻与决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页106。
108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596－598；又说，河南借地加上自留地共占耕地的28.6%，期限定为5年，《当代中国的农业》，页217。
109 农办公社组∶“当前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又一突出问题”，1963年5月17日，发展研究所档案∶507。
110 《陕西省农业合作大事记》，1993，页92—94、116—118、97；《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页284。据说，清涧“包产到户”的形式一共有以下几种∶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井田制”，大量划分自留地和扩大户的经营范围，还有的地方实行了“一犋牛”的办法，三五户组成一个核算单位，《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页284。
111 《四川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成都，1989，页456—466。
112 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567，1962年5月邓子恢的“意见”书（这可能就是他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据说，当时搞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安徽全省达80％，甘肃临夏地区达74％，浙江新昌县、四川江北县达70％，广西龙胜县、福建连城达42％，贵州全省达40％，广东、湖南、河北和东北三省也都出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078。
113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68，这是当时田家英等人所掌握的数字。
114 吴象∶“农村改革为什么从安徽开始”，《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498—500、501—502、503—514、558—566；实际上，一直到1963年中，安徽改正责任田完成，全省还有14%的生产队仍在实行责任田，内部参考，630607。
115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599－603。据说，安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最多的时候曾达到90%，见《当代中国的农业》，页216。
116 《包产到户资料选》，页340—348。
117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577、563，《包产到户资料选》，页346等。
118 《四川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页493、467。
119 霍泛，《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页51—52；该信全文见《包产到户资料选》，页349—358，1962年7月30日。
120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88。
121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63、266、255，薄一波，页928。
122 薄一波，页74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50。1959年初，在纠正“共产风”过程中，根据群众自愿原则，不少地方停办了公共食堂，“反右倾”中，食堂又被大力推行，见《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78。
123 《四川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页488—490。
124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97。
125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92，这几省是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和安徽，都达到了90%以上人口在食堂吃饭。
126 如云南省委称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办好食堂是巩固人民公社的中心”，《云南合作制史料》第四卷，页90。
127 薄一波，页925—929。
128 关于自留地等食堂经济，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89、294。
129 参见龚启圣：“近年来之1958—61年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二十一世纪》1998：8。
130 见“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1960年4月6日，“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进展情况的报告”，1960年1月12日，太谷县档案∶3—1—62、65。据说，“一平二调”的方法比较普遍的是∶1）无偿抽调；2）低价收买；3）有价无款；4）摊派基金；5）随意占用土地；6）随意抽调劳动力，同上，3—1—62。
131 太谷县档案∶3—1—67。
132 “张平化同志五月十三日给主席的信”，发展研究所档案∶479。
133 “中共晋中地委批转政法党组关于开展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意见的报告”，1960年11月6日，“中共晋中地委批转政法党组关于开展社会镇反运动的方案”，1961年4月20日，太谷县档案∶3—1—67、84。
134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62。
135 例如，安徽农民说∶过去“成天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员想着楼上楼下的，那知道是个空。这二年什么苦、辣、酸、甜还没尝过，你再说社员也不相信了”，《乡村三十年》，页215；湖南农民说∶“合作化时一股风，大家都说社会主义好，我也怕是真正好，……这几年尝到味道了”，“张平化同志五月十三日给主席的信”，发展研究所档案∶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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