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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1月发表于《探索》杂志 本站转载于2015年1月 最近更新:2016年4月5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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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听完了她们姐妹俩的谈话才走进屋去,心里像悬着一块铅似的沉重。
说我坚强,我也脆弱,在整风反右的狂风骤雨袭卷祖国大地的日子里,有人把我列入像《斯巴达克斯》上描述的“罗马公敌宣言”那样的黑名单,并且谁都没有忘记对我踩上一只脚,我没有流过“悔罪”的眼泪,但眼看我的孩子咬紧牙关,陪着我忍受生活的煎熬,我竟痛苦地、甚至后悔地哭了。
记得去年一天下午,收工以后,我们三人同在一个盆里洗手,小蘭忽然不肯用热水,独自去用凉水浸,我走去一看,见那一双细小的手,从手指到掌心充血浮肿!她苦着脸,想在凉水里屈伸一下,但已很困难,这显然是由于长时间浸在浆糊里,每天在粗糙的破布上,上千此抹按扑打的结果!我把这一双变了形的手托在我的手掌里,用嘴嘘,用颊熨,小蘭挣脱了手说:“妈,别这样难受,我愿糊通了我的手,只要和妈在一起。”
我心里油煎火辣,咬破嘴唇也止不住泪如泉涌。这是第一回,就是刚才讲过的,我“窃听”到她俩对我的谴责,我竟不期然地对我的“废话”有些失悔起来。这受伤的手,这辛酸的泪,胜过千万句极左的咒语经文,使我不得不向她们俯首“认罪”,流下愧赧的眼泪。
但是,为何又发生小蘭的挨打呢?
说来说去,生活逼人。要糊鞋骨子、要找原料、要赶工,否则就要饿饭。我幸运地联系县医院,准许我收购外科伤病员使用过的那些纱布,价钱比捡破烂的便宜,不打秤,布幅整齐。小蘭一心要糊得又多又好,用到这些整块的废纱布,就高兴得哼起小曲儿来。
那天是约定的日期,我把家里仅有的几块钱带在身边,到县医院去称纱布。临出门,叮嘱她们要赶完170张,凑齐300张,下午送鞋厂。目前生产上、生活上问题的解决,都在此一举了。
县医院后院墙里,堆积着不少废纱布,纱布上附着病员留下的脓血斑痕和残余药物,我挥挥手赶走蝇蝇逐臭的苍蝇,用带来的包袱,挪缀了约莫20斤纱布,过了秤,付款时,护士长说:“你怎么不一起搞走?下午要处理(烧)了。”我申明身边没有那么多钱,央求宽限到明天上午一定来买走。护士长默许了。
我把半出钱半募化得来的这些“珍宝”,驮到一个池塘去漂洗,希望的彩笔勾勒出来一幅喜悦的图景,遮住了我的眼和鼻,我看不见纱布上的斑斑污秽,闻不出它散发出来的阵阵腥臭,心里一个劲儿地叨念着:三八鞋厂……一笔款子……十几斤面粉,50多斤户口粮,面粉虽是浆糊的原料,但计量宽,有多余,三两五两也是好的,也能做几块面巴巴,填一下小“童工”的辘辘饥肠……最是留在县医院那些未称完的纱布,明天可以全部到手,它是下个月的生产原料,有了它就有了一切。
我扛着一大包洗净的纱布,重压催我走得更快。到了家门口,荷珠在阳光下整理着从墙上揭下来的成品。我抢步跨进屋,卸下重载,瞥见小蘭坐在那里低头发怔,桌上的底纸还有一大叠搁着没用上。我被这意外的场面惊呆了,感到事情的严重:170张的数目没有完成,一切打算、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
我冲着小蘭厉声问:“小蘭,你怎么不糊呀?你们怎么啦?”小蘭默默无语,也不抬头看我,好像对我这时的焦灼、失望无动于衷。顿时,一个错误的判断主宰了我:早几天,小兰告诉我,龙儿的好友,现在附小的团支部书记在马路上碰见她,对她说:“你们是少先队员,怎么帮妈妈搞资本主义啊?你们不想读书,不想革命,把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放弃了吗?”小蘭说:“共产主义是好,但我们不能饿着肚子等它从天上掉下来呀!”团支书说:“你们要向你们的卫红哥哥学习,他和家庭彻底划清界线,不跨家的门槛,已经光荣地得到校党委的表扬。”小蘭无心听下去,记挂着手上的鞋骨子,不等支书说完,就向他挥手道别了。
事情本是明明白白的,但思考的面前没有路,我只有往死胡同里钻。我毫无根据地推想,一定是团支书来过了,也许还跟着龙儿,说服了小蘭,小蘭“怠工”了,跟我决裂了。一时间,纱布、鞋骨子、钱、面粉、粮食,走马灯似的在我脑海里翻腾,生活的鞭子在我背上猛烈抽打,我中了邪一般冲到小蘭面前,一把揪住她的发辫辫:“小蘭!”我的声音颤抖着,“你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你说呀!”她还是不吭声,我举起手劈脸给她重重的一巴掌!小蘭“哇”地一声哭了。荷珠奔进屋来,一大叠鞋骨子滑到地上,失声大叫:“妈,你怎么啦?你瞧瞧她的手!”
“手?”我心头一振颤,映入我眼帘的,是小蘭捂着脸的右手腕,一缕鲜血正蜿蜒地向肘弯子淌下来,我掰开她的手一看,手掌手指全溃烂了。我捧着这双小手,不,这是机床上被磨损的部件,茫然不知所措,啊!天给我的惩罚太重了。小蘭收住泪说:“妈,不怪你生气,我说过,宁可糊通我的手,要活命啊!下午要送鞋骨子,我却败下阵来,你打吧,打这可耻的逃兵!”我抱住她,阻止她往下说:“小蘭,原谅我吧,妈被生活逼疯了!”
但是,冷酷的现实像严厉的法官,催迫我回答问题:明天的生活?
药,敷在小蘭的手上,也敷在我的心上。
夜幕低沉,思绪萦回。“破船”上一片沉寂,我似乎感到,汩汩的水流正从舱底浸注进来——是到了它沉没的时候了吗?不,决不能让两个无辜的孩子与我同归于尽,我把一个早经考虑成熟的办法拿出来:“我去当保姆!”我说:“这是紧急卸载,我把雇工的收入拿回来,鞋骨子照常糊,荷珠一个人,数量少,可以并到街道上的劳动小组里去。不过,你们的功课暂时没有人给你们补了。”荷珠和小蘭用沉默和幽咽的啜泣回答着我的构想。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一粒苦果如何下咽。
街道治安组长吴奶奶是一位善良的老年人,她领着一个糊鞋骨子小组③。我去向她倾吐了我的困难,她接受了我入组的要求,并为我的“改行”完成了按照监管制度应具备的手续。
我躲过了孩子们的耳目,通过荐头行④,被介绍到海军休养所一位参谋长家上工。随着介绍人,我走进休养所这个县里唯一宏伟壮观的大门时,旧时代的主奴地位、尊卑等级和礼仪规范,在我思想里浮现出来。我哑然失笑,提醒自己要在登场前进入角色。反右派斗争中关押批斗的汹涌波涛,我能处之泰然,安之若素,在我面临的场景中,哪里还有什么更困难的扮演?
(未完,接下页)
【注释】
③“她领着一个糊鞋骨子小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凡个人或家庭搞生产、经营的,基本属于半“非法”,规模若做大,即为搞“资本主义”;但街道组织居民搞点外加工经营,则属于集体生产,是“合法”的。
④ 荐头行:那时对保姆中介一类机构的俗称,凡个人开设,大抵也是半公开的,通过工商注册的很少。
【延伸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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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 2015-01月 编辑发布 / 2020-03-31 再次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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