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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 思 想 的 中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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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 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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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博客中国”网站 （2013.3.31） 本站转载：2018.12.17 （浏览数: 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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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果说中国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那么这个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存在哪些关联？事实上，共产党人没有几个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以王明为首的28个半中国布尔什维克并没有主导中国革命的进程，就是说熟悉掌握和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教义的人，他们对中国革命没有发生影响，他们一直遭到排斥，最后被清除出党的核心层。中国共产党人和第三国际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评价？中国是以俄国为师，后来是以反叛俄国确立自己的独立性，那么我的看法，中国和俄国的分歧不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分歧，那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分歧呢？这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第二个理解，它是不是共产主义革命？
第三个理解，中国革命是不是民族主义革命？如果说中国革命是民族主义革命，那么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期间的表现？如何理解建国初期和苏联的结盟以及后来和美国的和解？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应该怎样来看？是民族主义的叙事呢，还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叙事？如果说中国革命是民族主义革命，那么它革命的思想基础来源于什么地方？
第四个，对中国革命的判断，就是正统意识形态一直强调的，中国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工人阶级在哪里呢？现有党史对有工人参与的几次城市起义还是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因为它们有工人参与，但实际上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中国革命的主体不是工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都是后来虚拟上去的。
第五个看法，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吗？它的世界意义何在？如何通过世界格局的变化来认识中国革命？原来对中国革命有一个基本判断，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迅速改变了二次大战以来世界政治格局，形成了苏联、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抗击美国、英国为主体的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存在着，对立着，中间有一道铁幕。中国后来由于和苏联闹翻以后，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从革命爆发的各种因素来看，中国革命和苏俄十月革命虽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方面更多，按俄国模式来评估中国革命肯定不合适，中国革命更为复杂，包含的思想成分更多。这些不同的方面怎么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
2、中国的革命史观是依靠了哪些理论资源？
不管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如何理解，我们都必须对中国革命赖以形成的各种思想资源进行清理和清算。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进程中，革命史观是压倒一切的，革命话语是最正当的话语，革命史观长期支配中国革命的运行，战争、暴力、杀人、夺取政权，均是在革命话语下发生的，是由革命赋予它们的正当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观是如何构成的呢？我的观察是，它没有一个纯粹的理论形态，如同我前面提到的，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来统一党的思想，用大众主义来发动群众，用民族主义来争取军事武装和军事割据的合法性，用民主主义来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它对理论采取的是策略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立场。也就是说，中国革命不是哪个理论的胜利，也不是哪个思想的特有产物，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使得共产党有最大的灵活性，可随时根据形势来选择打出哪个旗号，讲什么话。
相比较，国民党是有思想的，想要真正实现三民主义。它的问题所在恰恰是共产党的优势所在，在共产党的上述四个话语中均能击中国民党的要害。比如说共产党思想高度统一，那是靠马克思主义整合起来的；共产党用大众主义动员社会底层，这是国民党最薄弱的环节。金观涛讲过这个话，他说国民党只是把中、上层精英动员起来了，把底层完全留给共产党，共产党用大众主义来充分动员群众，人多势众。民主主义也被共产党掌握话语权了，1945年前后，延安的《解放日报》和重庆的《新华日报》，基本上是每天要发一篇社论，主要关键词就是自由、民主、言论自由、反对一党独裁。这个民主主义话语被共产党掌握以后，民主党派基本上都被拉过去了。在民族主义上，国民党在这一方面有所贡献，但是打败了日本，却制造了一个更大的敌人。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观，充分利用了四大话语，在这四大话语中，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主要的。
3、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评价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毛决定了革命的方向和方式，没有毛，我觉得中国革命能不能起来，能不能胜利，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样的话，我们要对毛的思想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在党的指导思想谱系中的毛泽东思想，是一大堆意识形态的教条，后来都变成陈词滥调了，完全是党的语言，而不是毛自己的真正思想。我们要搞清楚的是，毛真正信奉的是哪些思想？
我并不是专业研究毛思想的学者，只是从直观上来做一些分析。
第一，毛是一个反智主义者，这个很多人都提到过，他是一个王阳明式的强调顿悟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乡村小知识分子，他和洪秀全有相似之处，对传统的知识体系深恶痛绝，一生都在鄙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是最脏的，赶不上工农。毛的知识储备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历史典籍和史书。
第二，毛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他对实践的强调，对行动的强调，反映出他是一个天生的行动主义者。惟实践必重策略，为取得行动的最大效果，可以不择手段，不墨守成规，采取机会主义立场，瞬间万变，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第三，毛对西方的知识基本上是零，完全藐视自由主义这套理论，在延安时期他推崇过罗斯福的民主理论，那仅仅是一种话语策略，晚年他对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而下台感到不可思议，他至死都不能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真正奥秘。
第四，反智主义决定了毛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说穿了，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也是言必称马列的。他对斯大林主义也是半信半疑，他自己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这个评价还是很准确的。他试图垄断道统、政统和学统，搞政教合一，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垄断知识生产，变成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从文本上看，毛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充其量也就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他基本上不了解。他书房里面很可能没有马克思的书，他也很少引用马克思的某一段话，所以说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4、如何评价“没有思想的革命”的后果？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判断：毛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个没有思想的革命，它所运用的理论资源并非像它的意识形态所宣传的那样，由马克思主义占据统治地位，而是包含着由不同理念、价值和方法所构成的不同话语。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由四种不同话语共同促成的，本质上都是以实践主义、实用主义、策略主义或机会主义为导向，思想或理论没有确定的位置，只服从于实际的需要和目标。
对这个没有思想的革命的后果应该如何评价？我的看法是，这是一个没有道德边界、可以不择手段、随时调整生存和发展策略、具有极大适应性的革命，这个革命没有价值关怀，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向性，充满了乌托邦的想象和追求，在实践上也是极其盲目的，最终是一个迷失了方向的革命。这是我对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因为它没有理论，没有思想，在革命的不同时期，都是根据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确定来它的策略，以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取舍那些思想工具或者理论，把政策和策略提到了党的生命的高度。阎锡山后来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有一个系统的总结，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多方面讲到了点子上，其中有一点，他提到毛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就是不择手段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取一切办法。当他需要说民主的时候，说自由的时候，他就说自由，说民主。民主党派去延安考察，他对黄炎培讲，要改变历史的周期律，就要靠民主。但是他对蒋介石，采取的办法很明确，那就是要靠武装斗争，通过大众主义来动员群众，发动人民，所以说，中国革命是一个没有思想的革命。
没有思想的革命，不仅影响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向和方式，彻底终结了1946年共同纲领所达成的宪政框架，而且也影响到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社会变迁依然在革命轨道上运行，直至文革结束面临崩溃时才不得不停了下来。于是，革命退场，改革出场。
三、没有思想的改革
提出没有思想的改革，涉及到我们对近30年来这一段历史的判断。
第一，我想谈一下改革发生的政治背景和思想背景。
中国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其性质和意义是可以与历史上的周公改制和商鞅变法相媲美，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周公制礼作乐，建立封建制，以天子和诸侯共治天下，从而完成了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转型。这在史学界大概已经形成了比较普遍的共识了。对于西周封建制，吴稼祥最近写的书《公天下》有分析，我看秋风的书也涉及到对西周封建制的评价。我原来写过一篇论中国封建主义问题的长文，发表在2008年《文史哲》的第四期。
我的判断是，第一次社会转型就是发生在西周时候，就是周公主导完成的。它的性质就是从夏商联邦式的部族联盟向西周封建制的转型。封建制是权力的横向配置和权力的等级分层占有，是二元或多元的权力体系。商鞅变法奠定了秦统一中国的基础，完成了中国的第二次社会转型，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制度，这是一元的权力结构，是权力的纵向垂直配置，是权力的上移和集中。中国改革从时间上看是发生于上世纪的80年代，其实始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的一系列改制运动，是中国第三次社会转型承前启后的重大转折，最终目标是要从帝制国家转向现代民主国家，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以整合民族国家，建立联邦制度，以整合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建立普世价值导向的文化体系，以整合中华文化。这就是说，我们对80年代开始的改革应该有一个基本估计，这是中国第三次社会转型的一种方式，应该上升到这样一个历史高度上来进行认识。
那么，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是如何在1980年代起步的呢？它是在何种思想指导下开始的？这是我要提出的一个大的问题。这个要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社会转型的改革，它是在什么样思想条件下发生的？我的看法是，首先是从非毛化开始的。所谓非毛化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执政党并不认同，但是，当时党内实际上已经普遍意识到，毛式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彻底破产，有关这个革命的相关话语，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党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已经完全丧失了合法性。党内迫切认识到，这条路线如果继续持续下去，必将亡党亡国。
最初的非毛化主要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后来的理论务虚会、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在全社会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对毛的思想遗产的清算，是党内的思想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思，是用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来对另一种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斗争。
原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都是在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那里，终极的解释权是在毛那里，所以，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从毛那里拿过来了。但是，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争夺，很快在党内引发了分歧。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关系到谁拥有党内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权威地位，胡乔木认为这个地位非他莫属。他和周扬之争，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威地位之争。这个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统一党的思想的主要工具，也是执政党合法性的主要证据。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必须坚持的第一条，就是基于这个考虑。执政党的合法性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暴力革命，第二个来源就是马克思主义。邓基本上是一个不问理论和思想的人，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出于实用主义动机，从维护政权稳定的角度着眼，至于他是否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那就另当别论了。
第二，对1980年代改革的性质有一个基本看法：1980年代改革肇始于下面摸石头，摸到石头后由上面认可，认可后再全面推广。所以改革从一开始起，根本就没有理论，没有思想，只有改革这个口号。当时邓的思想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我认为他在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执政党在这30多年里，在即有的意识形态框架里讲得最彻底的一次，后来再也没有讲过比这更重的话了。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就被束之高阁，连邓自己都不想实行，他也感觉到这个理论在党内已经很难执行了，阻力太大，执行起来会产生许多难以预料的后果。所以，我的判断是，1980年代改革实际的情况是，它不是理论指导实践，而是实践如何突破理论，突破理论所设置的限制。最大的理论限制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邓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当然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充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改革的实质是市场一点点在计划中拓展空间，是下面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这么说，1980年代的改革是理论落后于实践，理论束缚实践，改革没有理论，的确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对1980年代改革的一个基本判断，它没有什么现成的思想，没有在理论的指导下有序进行。
第三，“不争论”以后的改革理论谱系。
邓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除了确定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路线之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不争论”，即把所有理论之争均搁置起来。
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是因为邓不能彻底颠覆马克思主义那套说法，因为这是执政党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原则，另一方面是因为邓实际上很清楚，中国的改革实践之所以难以顺利进行，障碍是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我认为邓对这一点是了解的，很清楚执政党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大大束缚了自己前进的脚步。
既然马克思主义的尊神不能丢，马克思主义的经又讲不好，讲了对实际又没有什么用，那索性还不如不讲，所以邓就提出了一个“不争论”。这是邓的聪明之处，也是他的一个无奈之处，他的实用主义派上了用场。他说要杀出一条血路，实际上这条血路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堵住了中国的改革之路。邓的“不争论”对于民间和地方的改革是有积极作用的。那时流行的“打左灯向右拐”，就是对这种理论和实践相背离状况的一个真实写照。中国的改革从整体看，一直是处在理论和实践分裂的状态，改革的进展实际上是取决于对理论突破的程度。
在“不争论”的主基调下，中国的改革迄今形成了三个理论版本。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记在邓的名下，实质是黑猫白猫的升级版；另一个是江的三个代表理论，三个代表是试图向普世价值靠拢的，后来遇到阻力之后就退回去了；第三个版本就是胡的科学发展观。这三个理论版本各管十年，代表了三个执政时期。邓的理论实质是实用主义，是没有价值导向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到了江时期，提出了三个代表，在价值上有关怀，但是没有走下去。到了胡的科学发展观，价值上是一个大大的倒退，纯粹是一个工具理性的概念，没有价值观关怀。概而言之，这三个理论版本，都没有明确的思想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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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8年12月17日发布 / 2020-06-04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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