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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钱理群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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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风·反右”背景研究】 |
1956、1957 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 |
| 作者：钱理群 （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导） |
| 作者：钱理群教授 资料来源：爱思想/中国文学网等 本站编辑转载 |
| （点击这里：承上页） |
“工人们比党干部更担心工厂的倒闭。干部可以调转工作，工人却要失去饭碗。党员不能代表工人，便有一位非党员、会计丁喜康成了工人的代表。他被指为罢工的罪魁祸首。资本家当权时，他因主动监督其非法活动和为工人谋利益，被资方称为‘神经病’。现在共产党的干部也因同样原因骂他‘神经病’。丁喜康本是个孤儿，1949年第一个加入工会，也要求过加入共产党。他像与资本家斗争时不怕恐吓和危险一样，现在‘一个人对付一个组织’，‘与党团组织处于宣战状态’了。
“工厂党组织认为这个厂的问题在哪里呢？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厂内思想状态紊乱。对工人的思想政治工作须加强。’‘应在职员中揭发经常散布谬论、公开转播反动意识者（只有一个丁喜康），使之在群众中孤立’。党团员必须服从行政、支持行政，搞好生产’。
“在这种态势下，除了罢工引起高层领导与社会舆论注意这家工厂的危急状态，还有什么办法呢？”
而且，处于这样的危急状态的并不只永大纱厂一个厂，就在刘宾雁在上海采访期间，“工厂里的骚动继续扩大，一周中罢工迭起，达到每天有三、四十起工人去市委请愿的规模。公私合营工厂已有五名公方代表被打伤。市委发出紧急指示，限十天之内把工人安定下来，报纸已经停止了关于鸣放的报道。听说市委书记柯庆施已专程飞往北京向毛泽东报告请示……”
刘宾雁凭着新闻记者的敏感，眼看形势有可能逆转，于5月25日在上海电台的地下室寓所里写信，直接向毛泽东进谏——
| “……请您注意：一，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他们已完全脱离了党组织与群众的监督，成为新的贵族……。二，在多数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东北的一些工厂中，党员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机关中，党内健康力量不得伸张，占优势的仍然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有些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热情衰退……者竟达三分之一以上……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普遍恶化，就无须写了”。[33] |
结论与前引戴煌同时期所写的“万言书”基本一致：都对党内“特权阶层”的形成或可能形成表示了担忧；而如前文所说，毛泽东在半年以前，也曾发出过“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的警告。但这类话只能由毛泽东说，而且“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时（1957年5、6 月）无论戴煌，刘宾雁，还是青年学生（下文我们就要说到，这正是1957年大学校园的热门话题）要议论这样的可能性或现实性，就意味着对党的“诬蔑”，犯了“攻击”罪。从此，此类话题也就成了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的禁区。
这是刘宾雁后来才知道的：就在写这封信的前十三天，即1957年5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他写的关于上海鸣放情况的报导《上海在沉思中》，毛泽东看到了，当即作了批示：“看来，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已经下决心发动反右运动的毛泽东，显然是把刘宾雁看作是“要在中国煽起匈牙利式的暴乱”的“右派”代表。[34]但毫不知情的刘宾雁却还要如此多情地进言，这就真是毛泽东后来嘲笑的“自投罗网”了。[35]
——前面所说的戴煌也何尝不也是如此？
（三） 学 校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等谈论《人民日报》工作时，对当时中国的阶级关系作了这样的估计：“1953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36]
在此前后，一篇文章，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动向，大学里的事情的广泛关注：那里其实正是1956、1957年间，中国问题的一个聚焦点。
“一篇文章”——是《人民日报》3月24日发表的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文中说：“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的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着，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
——“早春天气”的感觉，相当准确地表达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微妙心态。如费孝通所分析，一方面，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里，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提出，“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地位肯定了，心跟着落了巢，安了”，“甚至有人用‘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明显地感到外在的重重阻力，即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更有人“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因此，“他们对百家争鸣还是顾虑重重，不敢鸣，不敢争；至于和实际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上，大多更是守口如瓶，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气”。
费孝通还谈到一个他深感困惑的现象：“波匈事件发生时，我正在边区旅行，没有直接听到当时高级知识分子的反应，但是去年年底回到城市里和朋友们谈起了这些事，我的印象是这样大的事情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引起的波动却是不大的”，其内在原因是他们“没有深刻地动过脑筋，古井没有生波，不很关心”。费孝通深为知识分子这种政治的冷漠感到忧虑：“这里是不是反映着这些知识分子觉得问不问国事对国家对自己都没有什么区别呢？自己有个主张与没有个主张又有什么关系呢？”[37]（【本站注】点击这里浏览：费孝通此文的写作过程介绍）
中共中央宣传部“只供领导参考”的党内刊物《宣教动态》1957年51期（5月12日出版）刊登的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与4月27日在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引起了毛泽东本人的注意。
这位北大著名教授以其特有的坦率，对几个最敏感的问题都发表了十分尖锐的意见：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个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化学系就我一个人没上夜大学，受不了。夜大学把人都当作全无文化。毛主席说一句话，偏要左体会右体会”；
“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浓厚。在教学、做研究方面，教授的把握最大，教授应对学校的一切有发言权，应尊重他们的意见。解放以来，教授没有地位。留哪个毕业生做助教是由人事处决定的，全凭政治水平，入选的机会，党员比团员大，团员比群众大……教授评级，最后也是人事处定的……现在是长字辈吃得开，后果何堪设想？”；
“现在说话虽然已无杀头的危险，甚至也无失业的危险，但没有把握不再来个‘三反’。运动来了，给你提意见的……是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他们在大会上大骂你一通，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混蛋，这才鼓掌通过。事后说是搞错了，他只到你一个人面前道歉”，“我对于年轻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转正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
“学苏联要一板一眼的学，这是ＸＸＸ的主张，他集教条主义之大成。如果这样何必还要师资，开录音机就行了”。
值得注意的是傅鹰教授对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的看法。他认为，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最紧张“，“这又不知是底下的党员如何向上瞎汇报的。我就不信（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比和农民和资本家的关系还紧张”。他以自己为例：“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都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
在他看来，现在的问题是：“党到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要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我心里还是有不快，党还是把我当外人。我十分力气只使出六分，并不是不愿意使出全力，是没有机会，还没有和党做到知己”。[38]
——应该说，傅鹰是说出了那个时代许多老知识分子的心里话的。他对于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的看法也是大体符合实际的。（【本站注】按傅鹰的言论，打成“右派”绰绰有余，但毛泽东还不止一次以傅鹰为例，说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与“右派”不同，故傅鹰竟然在1957年“安全着陆”。窃以为，这是否与傅鹰有意无意明确表示了他“拥护这个党，拥护这个政府”有关？）
今天的读者与研究者面对1957年3、4月间的这篇文章与这个讲话，自然会产生追问的兴趣：为什么当周恩来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许多知识分子都有“第二次解放”的感觉？傅鹰说的“党把我当外人”，这背后是怎样一段“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史”？费孝通所发现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冷漠症是怎样产生的？傅鹰感到强烈不满的一系列问题：“思想改造”问题，“教授在学校中的地位”问题，“学校的政治运动”问题，“老教授与年轻党员助教的关系”问题，以及“向苏联学习中的教条主义”问题……等等，是怎样产生并逐渐积累，从而使矛盾逐渐加深的？——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就必须对1949年到1956、1957年中国大学所发生的事情作追根溯源的历史清理。
在当时就已经有人指出：“阻碍高级知识分子发展的原因之一，是过去执行政策中的一些错误与偏向，如‘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伤害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院系调整教学改革也伤害了一批人”[39]。一位当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并在那里被打成右派的作家，四十多年以后，回顾1957年那段历史时也强调，“我们身在史中的人，应画出一条连续的曲线，看到来龙去脉”。于是，就有了对1949年以后的清华校园的如下回忆——
“从我1951年入学后不久，清华园即发生过两次较大的意外形势动荡，第一次是1951年冬开始的思想批判运动，第二次是1952年夏的教育改革和院系调整。
“（在思想批判运动中）在大礼堂听过校委和党委的轮番报告，接着是各系分别组织的动员大会以后，那些从来都是养尊处优德高望众的教授们，初时应之以沉默，继而退避，再三观望，终于坐不住了。突然一改常态，纷纷揭下为人师表道貌岸然的面子，开始夜以继日痛心疾首地当众作长篇检讨，说到紧要关节，有些人甚至痛哭流涕泣不成声……
“从英美留学归来的先生们重点批判自己如何亲美崇美恐美，如何用腐朽的西方教育方式去毒害下一代；教理论科学的则说，因为崇尚天才教育而怎样狠心地淘汰学生，逼迫他们为了成名成家而劳累过度害了肺痨病……；而教文科的便坦诚交代，自己满脑子是顽固的封建意识何资产阶级恶习，如何明里暗里抗拒新事物，反感马列主义，以致误人子弟罪责深重……
“且不说先生们是真心诚意还是言不由衷吧，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教师讲课时突然谨小慎微起来了，尽可能照本宣科，闭口免谈自己的独特见解、随之在晚饭后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散步和学生随便攀谈，在形势紧张时他们的身影在课余的校园中几乎消声匿迹，这种传统的师生情谊交流方式亦就此迅速淡出……（从此）一提起教授二字，就会联想到检讨和旧社会。总之，他们与革命的阶层绝不是一路人。须臾之间两下里明确分家，这与苏联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后的初期现象何其相似！
“而与此相呼应，对学生的控制也严格起来了，由宽松自在而加紧思想改造。从1952年初春开始，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层层加码，小组动员并指定发言，逐级汇报思想动态。不久之后给每班配备政治辅导员，开始‘忠诚老实运动’，人人交待从出生后的历史时间表和每项细节，精确到年月日。（稍有不确，即追查不止）……经过此番周折，大学生初次尝到滋味，驯服效果显著，调皮孩童立即老老实实循规蹈矩，练成世故的大人了。
“在1952年的初秋，终于迎来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改革，学校体制彻底变样，老清华不复存在。根据当时学习苏联一边倒和满足计划经济急需专业干部的决策，原先的全科性综合大学几乎是突然地被肢解了……等我们暑假返校开学时，清华变成只剩下专业有限的单纯的工业大学，其学制完全照抄苏联老大哥，将系科分解成多个层次，工程系下设专业，复设专门化又设专题教研组，基础课则从传统的系分离出来单独成立庞大的公共教研组。由此推行用工业化生产流水线的方式来培训大量的工匠式的大学生，不论是哪个院校出来的，同科同专业者规格基本一致，千人一面千部一腔。而经典教育学所提倡的因材施教、学术自觉、鼓励个性优势和发展创造性思维的原则，有意无意之中已顾不上考虑了[40]……
（未完，点击：接下页）
【本页注释】
| 33. | 以上所引见刘宾雁：《刘宾雁自传》，91-94，97-98页，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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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见刘宾雁：《刘宾雁自选集》，99页，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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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参看《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437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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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转引《毛泽东传（1949-1976）》，6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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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文收《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321页，322页，329-330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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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傅鹰1957年4月27日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龚育之：《毛泽东与傅鹰》，文载《百年潮》1997年1期。文收《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457-46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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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陶孟和：《在〈大公报〉召集的小型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北大右派言论选辑》（内部出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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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回忆者也指出了1952教育改革的另一面：“应当公平地说，新体制在当时一定程度上取得过积极意义的短平快效果：急用先学与工业部门业务密切对口，提供了数量较大的中初级技术人员；全部免费包养学生并统一分配工作，极有利于穷苦学生入学，而且攻读目标和未来归宿明确；四大学清华、北大、师大、人大的扩充和八大学院的建立，适应并前导教育规模扩大和人口对文化增长的需求；投资清华扩建校舍完善教学设施，有助于学制正规化，培养合格的毕业生；整顿秩序严明纪律，清除旧大学散漫自由杂乱无章的恶习，带来新的风尚”。作者同时强调：但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未必就没有更好的办法”。见中英杰：《我和罗兰在大风潮中》，44-45页，《记忆文丛》第3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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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1.07.17 编辑转发 2018-11-26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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