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钱理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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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反右”背景研究】

1956、1957 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

作者：钱理群 （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导）

作者：钱理群教授    资料来源：爱思想/中国文学网等      本站编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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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整风”到“反右”

最高国务会议的第二天，也即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由此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至6月6日《人民日报》发布《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反击右派，前后一个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鸣放时期”。

鸣放的最初阶段主要是在民主党派与上层知识分子范围内，从5月19日开始，北大学生开辟“民主墙”，发动“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广大青年学生的广泛参与，就使“鸣放”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呼应的格局，也变得更加不好控制。

——这一段历史，特别是北大学生所发动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正是本书论述的重点。这里仅对与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1957年的中国工厂、农村、学校”有关的方面作一简要的叙述。

1、在鸣放中，关于大学管理体制问题成了校园与社会议论与争论的一个焦点。

这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对这一重大问题的集中讨论。特别是5月10日出版的《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15期刊出了章伯钧的传达，说毛泽东提出“大学校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并建议“首先撤消学校党委制”（这与前引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有出入），立刻在高校引起热烈的响应。

有的人表示赞成撤消学校里的党委制，认为“党委制与‘三害’（指整风运动的三大对象：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不是两回事，而是互为因果。党委会不撤消，‘三害’就永远除不掉”。^[53]

有的则主张“将来在学校中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教授有决定权”，提出“为了加强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作用，将来应把两种类型的工作分开，把行政工作交由行政会议处理；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事项由学术委员会处理”，“学术委员会不一定要遵照党委的意见执行”。^[54]

但也有不同意见，北大校长马寅初就公开表示：“学校党委制有它的好处。以北京大学为例，北大有八千个正规生，这八千个正规生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55]

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则认为“在工会领导、党派联席会领导、教授治校、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制五种领导制度中，党委集体领导的基础上，加强校务委员会适合清华实际”。^[56]

后来民盟还专门成立了临时工作小组，起草了一个《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表示“我们不同意党和民主党派退出学校，或在学校内停止党、团、民主党派活动和民主党派成员不以党派资格在学校内活动的说法”，“我们也不同意‘教授治校’的说法”，“因为大多数教授所关心的是有关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问题，对于行政事务未必感到兴趣，即使少数人有此兴趣，那也只能做到少数教授治校，并不是教授治校”，“教授是高等学校的学术中心，但学校是一个整体，如果强调教授治校，则有可能把广大的讲师、助教、职工和学生群众的利益都忽视了”。据此而提出了四项建议，“总的精神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民主办校”。^[57]

大学体制的讨论也引起了大学生的强烈反应：5月19日晚在北京大学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中，就提出了“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的主张,同时提出的还有“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合、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主张——几乎概括了1957年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制度性诉求。^[58]

2、中国农村、农民的问题，在鸣放中也被提了出来——尽管没有有关学校、知识分子话题那么热，但却很引人注目。

其中心依然是关于“农民苦”的呼吁。一篇校园里的大字报这样写道——

“种田人吃不饱，有饿肚的，吃泥土的，吃蕨包的，耕田插秧站不稳，跌倒在地里的也不少，割去青苗的也不少。为什么？可食之物，逼上交（政府购买）。为什么？干部说：超额完成任务，光荣加光荣”；

“养猪人，无肉吃。……区里干部碗上肉块满桌面”；

“小株密法农民不要逼去种，生硬搬来又强种，良田减了产。农民保守落后一切都封建，过去做法都不行，种田不和农民来商量”；

“农民比历史上任何年代都要辛苦，但是有些汗是白流的，例如，几十亩田挖成塘，塘刚成，今下填平种上秧，积肥肥堆成山，质不好数量多也光荣，用不完堆起来，更光荣”。^[59]

北大西语系教授胡稼胎的发言更是一语惊人：“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农民有许多是吃不饱的,如果逼得他们起来，问题就非常严重，党员们的性命都有危险，应该猛省”。^[60]

而北大的学生和戴煌、刘宾雁一样，更为关注的，是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不公所造成的“特权阶层”的问题。一篇题为《论“阶级”的发展》的大字报（作者：周大觉）这样写道：“我出身贫农之家，深恶痛绝阶级压迫，要求平等民主自由的热望，犹如大火在心中燃烧。……我自小学到初中天天幻想着‘总有一天’我有民主自由的权利，‘总有一天’我可以不受歧视鄙视……。然而七年的经历证明了不是那么美丽的，新的阶级压迫，正在开始形成，惨状目不忍睹”。他以“分配的不平等（普通工人、农民的收入与中央干部收入的巨大差距）”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农民的备受歧视）”论证“新的特权阶级”产生的危险性，大声疾呼：“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人们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现实世界，要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听人民群众的欢悲哭泣”。^[61]

另一位数学系学生钱如平也写了一篇《论阶级的发展》参与讨论，被打成右派后，又写了一篇《我的态度：头可断，血可流，真理绝不能丢》的大字报，借以明志：“我是一个贫农的儿子，深知没有共产党是不可能进大学的，但有同情劳动人民的天性”，“我的母亲是人民，我的兄弟是‘革命者’。为保卫生产资料公有我愿拼命，我不想超现实的好吃好穿，一切事情为人民！真实地为人民！让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同志冬来有棉衣，夏到有便服，饥饿在中华沃土上绝迹，工农知识分子团结万岁！”^[62]——这样的态度与立场在1957年的中国校园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说明毛泽东关于述说“农民苦”是代表“富裕中农及其背后的地主、富农说话”的断言并无根据。

1957年的鸣放中较少涉及工厂与工人的问题，这可能与刘宾雁所说的“（工厂里的）群众与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并不严重”的基本状况有关，也是因为鸣放时期的主要发言人各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本身与工人的联系相当薄弱，自然不可能转达出工人的呼声。

但当时的北大学生深受南斯拉夫工人直接管理生产的经验的影响，也有人提出了“工厂的管理制度”的问题，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在其《“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的著名大字报里，就提出了“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化”的任务，还提出一个“民主长一分，生产长一寸”的口号。他批评“在工厂、学校中没有彻底实行民主集中制，现在变成了官僚制度。肃反前的工厂一长制，左得厉害。肃反后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以党代政”。他主张工厂实行工人委员会制，要“制定新的选举法，直接选举。在工人委员会中，党可以争取多数，保证领导”。

这张大字报还透露，在激进学生中，曾有过一个争论，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是先“搞理论斗争，理论弄通了，再自上而下地搞”，还是立即“走出书斋，让全国学生动起来，工人动起来，农民也动起来，自下而上地搞”。^[63] 后来，有一部分学生到天津去“串连”，又发起“民主接力棒运动”，都是“让全国学生动起来”的努力。据说龙英华本人也曾到北大印刷厂进行过发动工人的活动。^[64] 北大中文系学生王国乡也曾利用实习的机会作过农村调查。^[65] 这都是个人行为，并未形成有组织的行动。

但这一切都在党的上层领导，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密切注视中。

3、考察一下毛泽东在全国范围正式开展整风运动以后的反应，是很有意思的。

开始，毛泽东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的整理上：在5月7日“自修稿第一次稿”中，在“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一节里，他根据南下讲话的内容加了一句：“应该把群众闹事看作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并仍然保留了原稿中关于处理闹事的四条原则（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二，要闹，就让他闹；三，让他闹够；四，对闹事的头子不开除）。在5月8日“自修稿第三次稿”中，在论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他又加上了一句：“共产党的力量很大、怕是没有人讲闲话，不怕天下大乱。这个天下是乱不了的”。这时候，毛泽东还是坚持要“放”，并且对政治形势的发展的估计是乐观的，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严重事件，对控制局面充满了信心。

而在以后，形势发展发生变化，他在最后的定稿中就把上面那些话全部删去了。^[66]

到了5月14日这一天，却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他先在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个版面旁边作了一个批示，这一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报道了5月8 日召开的上海中小学教师座谈会的发言，毛泽东写道：“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并转发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最高领导人，要求注意阅读整风消息，说“这是天下第一大事”。^[67]

但在当天晚上九时至次日凌晨一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5月16日又继续开会，从晚九时开到次日一时二十分。在此以后，就对形势的发展作出了新的估计。

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报道党外人生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对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生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家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68] ——这是在发动整风运动以来，第一次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出现“右倾分子”、“反共分子”这样的概念，提出了要让他们充分暴露（即后来所说的“引蛇出洞”）的策略，这至少是发出了一个斗争重心转移、准备反击的信号，自然是非同小可的。但由于这两次会议都没有留下记录（这本身就颇耐寻味），^[69] 我们尚无法说明这一转变具体是怎样发生的——但李维汉有一个回忆，多少提供了一些线索。他是这样说的：“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务汇报。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以后，我才开始有了反右的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70]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为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71]

李维汉只是说这次关键性的汇报发生在“五月中旬”，没有点明具体时间；但查座谈会上的发言，5月8日、9日、10日、11日，前四天其实比较温和，大都是建设性的。

只有5月10日罗隆基提出“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分子中发展，而他们多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个矛盾应该尽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这就有了与共产党争夺工农群众与青年人的嫌疑，这是为下一步事态的发展埋下了祸根的；而他又提出希望今后党内讨论重大政策的同时，也交民主党派去讨论，这已经近于后来章伯钧提出而引来大祸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了。

（未完，点击：紧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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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注释】 

	53.	山东大学教授陆侃如在山东大学和青岛医学院九三学社支部联合召开的民主办校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28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4.	北师大教授陶大镛5月20 日在该校民盟支部会上的发言，转引自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28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5.	马寅初5月15日在民主党派与无党人生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6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6.	见1957年5月7 日《光明日报》：《中央统战部、清华大学党委会、民盟、九三学社等召开座谈会，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问题》。
	57.	《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黄药眠起草。文收《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384-385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58.	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496页，《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59.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649页，1958年内部出版。转引自罗平汉：《墙上春秋》，26-2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0.	胡稼胎：《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108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61.	周大觉：《论“阶级”的发展》,166-170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62.	钱如平：《我的态度：头可断，血可流，真理绝不能丢！》，180-182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63.	龙英华：《“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132页，131页，13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64.	《小资料．龙英华》：“他曾鼓动北大印刷厂工人推翻领导，被工人揭发”。载北京大学浪淘沙社编的内部刊物《浪淘沙》第２期。
	65.	王瑾希、王庆同：《王国乡的吉林之行》，《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二号。
	66.	据《毛泽东传（1949-1976）》，680页，684页
	67.	《关于注意阅读整风消息的批语》,468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68.	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6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69.	据《毛泽东传（1949-1976）》，6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70.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海德公园式的自由讨论的提倡，后来在清华大学得到了实践：当时有一位电机系（？）的学生赵树范在大操场一角的宿舍门前设立“自由论坛”，有意安放讲台和扩音设备以供人们尽情公开鸣放。这个“自由论坛”大约生存了一周，每日晚饭后开张，持续到深夜散场，仍有醉心者久久不肯离去。除了最主要的肃反主题外，先后涉及的话题还有“取消政治辅导员”、“民主办校”、“反对毕业设计走形式”、“罢免土包子领导”、“党委退出教学管理”……等等。钱伟长也曾在讲坛上演讲。（见中英杰：《我与罗兰在大风潮中》，62页，64页，《记忆文丛》第3 辑，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真正让蒋南翔感到不安的应是这海德公园式的“自由论坛”。但时间是5月27日前后。
	7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833-8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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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1.07.17 编辑转发 2018-11-26 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