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钱理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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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反右”背景研究】

1956、1957 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

作者：钱理群 （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导）

作者：钱理群教授    资料来源：爱思想/中国文学网等      本站编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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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会引起强烈反应的，应是5月13日座谈会上的发言。一是有人批评“天下是我们打下的”、因而“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思想，一是有人要求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事实上的真正平等”，说“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的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更有人提出“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72] 这些话自然要被理解为是要求“轮流坐庄”，直接向共产党叫战了。

因此，可以推测，李维汉所说的“五月中旬”的汇报，应是发生在5月14日、16日这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据《毛泽东传（1949-1967）》透露，李维汉是参加了这两次会议的，参加者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陆定一。^[73] 而前述5月14日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生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其精神又是与李维汉回忆中所说的毛泽东的指示完全吻合的。

而我们更注意的，是毛泽东于5月15日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与5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前一篇原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看来原本准备公开发表；但后又改为此题，并署名“中央政策研究室”，几经修改，于6月12日（其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才印发党内，并注明：“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以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74]

——细看这两个文件，有几点颇可琢磨。

其一，如人们所注意到的那样，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右派”的概念，并且作了这样的估计：“右派”在党外知识分子中“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风之十，依情况而不同”，他事实上已经发出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动员令，只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以便“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文件中，毛泽东还一再强调：“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开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这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风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搬（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这说明毛泽东对鸣放中所揭示出的党内的严重问题是承认并看到其危害的，这才会有同在5月14日的前引批示中所说的“不整风党就会毁了”的这一判断；因此，在1957年的5月中旬，毛泽东还是准备两面作战的：既要坚持继续整风，同时也要为反右作准备，他是自信有同时驾驭两个战场的复杂局面的力量的。对局势的发展，他还要看一看，因此又有“（对右派）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这样的话。

其二，毛泽东在文件中还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的概念，并且说“我党有一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气，亲如兄弟”，因而强调“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75] 这表明，毛泽东其实对党内的问题是更为敏感与看重的，他担心的是“党内外呼应”。

其三，毛泽东在分析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中的右派的动向时，特别强调“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76] 这里所表现的是毛泽东的另一个警觉：民主党派、上层知识分子的右派与青年学生、工农群众的“上下呼应”，尽管此时他仍然坚信，右派所能影响的，只是“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77]

此时，大学里的青年学生已经开始人心涌动。

如《70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年之春》一书里所描述的：“大学生们的心已经从书本，吸引到关心整风运动上。（人民大学）校院里开始贴出各种布告：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探讨会，欢迎参加。中国农业问题研究会，欢迎发言”。

报纸上关于整风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包括大学体制问题）的每一个报道，都在大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78] 从5月19日深夜北大学生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79]大学生们就从关心转向直接参与，从而使局势更加复杂化。

而中南海的反应却意外地强烈。据《毛泽东传（1949-1976）》透露：“在最紧张的几天里，（毛泽东）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坐不坐得稳？’那段时间他很忧虑。后来回忆起来还说：‘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又说：‘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几个月后，他回忆说：‘四个大学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5月20号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80]（按：这里所说“5月20号”时间可能有误：如前文所说，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5月19 日晚，而清华等校大字报出现的时间更晚。）^[81]

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他所忧虑的是，中国会不会出现“匈牙利事件”。后来，他在决心“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时，就明确指出：“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82] 这与前些时候他对形势的乐观估计，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严重事件是明显有了不同。而大学生的参与，所以让他特别忧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担心学生的活动会进一步形成“党内外的呼应”与“上下呼应”，局势就难以收拾了。他的这一担心，在6月6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表露得很清楚。他一方面说：“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分裂出去，是极好的事，切切不要可惜”，同时一再关照：“机关学校出大字半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并特别提醒：“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83]——一贯鼓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毛泽东，此时真正忧虑的是大学生们到工厂、农村鼓动“闹事”：他深知，那里才是真正可能出“大事”的地方。

这一指示还有一点很值得主意：文件一开始就通知：“毛泽东同志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三月间在宣传会议的两次讲话，准备于6月15日左右在报上发表。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的整风，请即加紧进行”。

有研究者据此而提出一个推测：“照这个指示所表明的意图，公开转入反右斗争，是6月15日左右后的某一天”。^[84] 但最后提前到6月8日，研究者认为是6月6日的民盟“六教授会议”所引发。^[85]——这次会议的中心，是由大学生的动向讨论全国形势。几位大学教授都谈到“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运动都是学生闹起来的”，“现在的情形是五四以来所没有的”，“大学生这样闹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当然要收也容易，300万军队也可以收，但人心是失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完了”，“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更关键的是，这一天下午，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的中央执行局的会议上，还提出“民主党派发展二三百万，农工民主党今年就可以发展到二三万人，将来不仅县要发展，还要发展到农村去”的计划。^[86]

在毛泽东看来，这显然是一个信号：上层的民主党派右派正准备利用学生把事态扩大到社会，煽动工农闹事，逼自己动用300万军队武力解决，那就真正不好收拾了。他后来在谈起这次会议时仍是怒火难忍：“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权权力也。”^[87]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毛泽东自己对形势的估计，其实都是过于夸大了的。后来，在反右运动中，反复追查所谓“右派学生”与这些“右派头面人物”的联系，却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证据。^[88](【本站注】据戴晴著《储安平与“党天下”》，说到“六教授会议”其实也就是六位教授聚头谈谈大学里的形势，想帮共产党的忙，与学生沟通，防止发生大的动荡，他们认为民主党派出面做工作比执政的共产党自己出面更好——证据是，他们不止一次请示周恩来，问是否需要他们出来协助做学生的工作。未得明确答复，他们也就没有做什么。但在后来的斗争会上，这六人百口莫辩。当然，从本文注释[85]，我们还看到了类似“林冲误入白虎节堂”的蹊跷与阴谋构陷的可能。)

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反击右派，并于6月8日、10日连续发布指示，作出具体部署。

其反复关照的有两条：

一是重申“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善意欢迎；(2)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打人骂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89]

另一则，是提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对派”。^[90]

毛泽东心中完全有数：1957年的中国农村与工厂是存在着许多不安定的因素的，这是他的“软肋”，因此需要“预作准备”，并要求工人（及农民）“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他看来，只要农村、工厂稳了，少数知识分子（更不用说那些年轻娃娃）是闹不成大事的。而他又坚信，基层的工人、农民是共产党的统治基础与基本群众，因此，他要动员工人、农民的力量来反击右派。

事实也确实如此：如前所分析，尽管1957年的农民、工人和共产党领导（特别是基层领导）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有的矛盾还相当尖锐，郁积着许多不满，但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对共产党的基本信任并没有动摇，他们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记忆犹新，仍然认定共产党是自己的利益的代表。毛泽东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便有意地在向共产党提意见的所谓“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之间制造对立（在同一指示中，他自己都承认：“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91] 之所以强调资本家，显然是为了激起工人的不满），把事情说成是右派是要“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这里的先后次序的安排显然是经过斟酌的）猖狂进攻”，是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这就自然能够激起工人与农民的愤怒，达到他将右派完全孤立的目的。

应该说毛泽东所采取的这一斗争策略是成功的，有效的。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报道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纷纷召开职工座谈会（这显然是具体落实毛泽东的前述指示），社论说“他们对于一切反对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诬蔑社会主义的言论，表示了坚定的斗争的决心”。就在6月10日这一天，北大学生、《广场》主编张元勋、副主编沈泽宜到北京第一印刷厂去取《广场》的校样，工人们将他们团团围住，表示《广场》里的文章“净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因而拒绝排印，并且说：“我们工人认为，有了共产党，有了社会主义，我们才有了幸福和自由。今天的社会主义真是太好了，比过去不知要好多少倍！告诉你们吧，共产党、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命根子，谁要反对他，诬蔑他，我们工人阶级是绝不答应的！”12日，又先后来了四个北大学生，“工人围着学生，由数十人聚至数百人”，据说“在这个自发形成的大会上，工人们高呼：‘我们和共产党一条命一条心！’‘反对脱离社会主义的谬论！’”。^[92]

《广场》编委陈奉孝在几十年后仍然坚持认为这次工人与学生的冲突，“显然是当时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的”。^[93] 这当然只是一个猜测，但在当时的许多类似的工农群众斗争右派分子的场面，又确实多少看出某种“组织”的痕迹。如朱正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里所描述的“斗争百景”：沈阳师范学院的学生张百生坚持他对农业合作运动中发生的问题的批评意见，就动员他的家乡的农民从一百多里以外赶来与他“争辩”；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工人代表怒斥复旦大学教授孙大雨：“人民把你送到十八层楼上去（孙大雨住的十八层高楼的公寓是政府照顾高级知识分子住的），你却要把中国人民踏到十八层地狱里去，搞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你完全是忘恩负义之徒”；广东省为批判右派分子罗翼群，特地安排他到七个县去“视察”，每到一处，都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自发”地前来与他“讲理”，其中兴宁县有五万人游行示威，源河县冒雨赶来的有五千人，前后二十余天，无论他住在哪里，只要一出门，就有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围上来，没有三四个警察保护，便不能离开宿舍一步，最后罗翼群只得被塞在汽车的麻袋里狼狈逃回广州。^[94]这里所执行的，正是毛泽东的指示：“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丢脸出丑”,^[95]或者如毛泽东所说，“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96]后来毛泽东又有了一个更为形象的“诗意”描述：“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97]

——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群众专政”的时代。

2004年1月21日～2月1日 

（全文完。点击这里：返回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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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注释】 

	72.	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6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73.	据《毛泽东传1949-1976)》，690-69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74.	据《事情正在起变化》注释（1），475-476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75.	在三月所写的前引在《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的批注中，当有人问道：”目前文艺界一方面‘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仍然很严重，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又确实有些抬头。哪一方面是主要危险”时，毛泽东的回答还是”目前不要去找主要危险，而应按具体问题处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4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76.	以上引文见《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共中央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470页，471页，477页，４７５页475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77.	《事情正在发生变化》，471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78.	鲁丹：《70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年春》，48页及有关章节，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79.	据中英杰回忆，清华大学是在5 月24日晨，由电机、土木、机械、建筑等系学生组织的庶民社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庶民报》的。见《我与罗兰在大风潮中》，60页，《记忆文丛》第３ 辑，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首都各高校也在此前后陆续出现大字报，又迅速波及全国。
	80.	《毛泽东传（1949-1976）》，6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81.	据《毛泽东传》透露，“邓小平在5 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曾说过：‘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想到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的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问题’。这个估计，代表了政治局常委一致的意见”。696-6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82.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497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83.	《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491-492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84,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14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5.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14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次“六教授会”的召开，今天看来，似有可疑之处：据章伯钧女儿章诒和回忆，“反右中被叫做‘六六六的会议’其实是胡愈之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民盟中央紧急会议。其中曾昭抡、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人为教授”，“此会的倡议者、操办者胡愈之，则在会议开始之际离去”（《往事并非如烟》，54-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胡愈之的匆匆离去本身即相当蹊跷；后来在批判会上，胡愈之又特意点题：“章罗联盟的阴谋野心，到了这时候（指6月6日会议）才完全暴露”。（7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联系胡愈之的特殊身份：他时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又是中共秘密党员（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到文革后才公布），那么，他亲自策划这次会议，就很有可能是执行毛泽东早已制定的“引蛇出洞”、让其彻底“暴露”策略的一个预谋行为。
	86.	引自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一家争鸣》，141-14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7.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437页，《毛泽东选集》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88.	在万人批斗《广场》“反动小集团”的大会上，曾宣布《广场》编委会与“上层“右派分子的联系，据说有三条线索：“有谭惕吾、黄绍竑（通过崔德甫——林希翎）；有章罗联盟（通过黄继忠——刘光华）；有章乃器（通过许南亭——许汉三）”（谢自立：《〈广场〉反动集团的反动本质》，载《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其实都是捕风捉影，如因为许南亭的父亲许汉三是章乃器的“亲信”，就断定章乃器插手北大运动，这自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89.	《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502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90.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496页，《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91.	《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5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92.	《第一印刷厂工人给北大同学的信（两封）》，载《浪淘沙》第2期。
	93.	陈孝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505页，《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94.	转引自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430页，431-432页，435-44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5.	《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的指示》，503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96.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442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97.	《介绍一个合作社》，177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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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的全民整风运动（《中共党史研究》唐正芒、胡燕）

2、林蕴晖：高干右派——反右斗争的“党内战场”

3、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最知情者的回忆

4、1957年：中国的所谓“小匈牙利事件”（一）（二）

5、1956 年纪事之一：对峙——“冒进”与“反冒进”

6、1956 纪事:毛说“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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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1.07.17 编辑转发 2018-11-26 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