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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决定国家、民族的命运? |
——从电视剧《天道》的成功与败笔谈起 |
应学俊 |
作者:应学俊 来源:本站原创 本站编撰发布 (本页浏览: 人次-续凤凰网访问量) |
【本站按】本文2012年发于凤凰博客,点击量超过1.5万,也多有转载、转发,足见这一问题关注者甚众。今发才现,也是2012年,旅法写手宋鲁郑出了一本书,名为《中国能赢》,求是网发文隆重推出,编辑称读后“很多篇章让人热血沸腾”。宋氏在力挺“中国模式”无比优越、世界第一时,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文化是制度之母”——言下之意,中国当下之制度模式是中国“文化决定”了的,改不了,也无须改,而且将影响世界——我们要有制度自信,中国能赢。 “文化决定论”原本就是一个陷入困境时时被质疑的观点,现在宋氏以之为当下“制度”张目,恰与本文撞个正着,故做些修订,更新于此。在此暂不论《中国能赢》。但“文化是制度之母”,此说不论是宋氏创造,抑或如他所言是某学者观点,无疑都是不周延的时时陷入困境之论。观点不问出处,唯论是非。 |
数年前播出由王志文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天道》(改编自小说《遥远的救世主》),最近无意中关注到它。看了一遍,觉得不错。在“戏说”、谍战、娱乐化影视大潮汹涌之时,还有这样的一部颇具哲理性、思想性的作品,也属难能可贵;再加上王志文、左小青的上佳演技和说台词的功夫,也确实不错。
一、《天道》的成功之处:启迪生存智慧及人生哲理
尽管《天道》的台词写得有点“绕”,有观众评说“拽文”,但笔者觉得它在启迪人生哲理及生存智慧方面、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的鞭笞剖析方面,不乏可取之处;一些颠覆性的辩证思维也使人不无深思。比如对于“孝道”和“养儿防老”及伦理的批判可谓鞭辟入里;比如“这个年代,执着于出人头地并不难,难的恰恰是不执着于出人头地”可谓一针见血;“人从根本上要面对两个问题:一、生存,得活下来。二、是要回答生命价值的问题,让心有个安住”,这是对于人的心灵的关注;再比如“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皇恩浩荡的文化,他的实用是以皇天在上为先决条件……”等等,无须一一列举,这些不仅对人有所些启迪,也不能说作者没有些深度。
二、《天道》的败笔:鼓吹“文化决定论”
但《天道》的败笔也许正是作者认为得意、深刻之处吧——那就是宣扬“文化决定论”、要诠释“文化属性”问题,如果不“玩”这个应当更好。
“文化”的概念涵盖极为广泛,与“文明”相近。文化的界定多达数百种,《天道》不是论文,不可能给出自己的界定。尽管对文化的界定多种多样,但人们一般还是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狭义的“文化”起码也是指“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
《天道》是如何诠释作品主题“天道”含义的呢?
它通过王志文饰演的主角丁元英之口如是说:“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样,我们便看到两个问题:一是作者把技术、制度从文化中扒拉出来与文化并列为三个层面,似乎它们不属于文化的范畴,这是否妥当?殊不知也还有“制度文化”一说。二是作者明显宣扬“文化决定论”。而文化决定论是处于困境中的命题,并非能“决定”一切,故笔者认为可算是一个伪命题,下面自然要展开论证。
本文沿用《天道》作者将制度从文化中人为剥离后的“文化”概念来讨论。
1、文化对一个人、一个民族价值选择的“决定性”是相对而有限的
一个民族、一个人的文化结构,对于他们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的确会产生深刻影响。但是,文化不具有对一个人、一个民族或国家命运如何选择的“决定性”——尤其在国家制度上。
事实胜于雄辩。回溯历史:当陈胜、吴广作揭竿而起重大选择时,他们的抉择并与文化无关,而与人求生存、趋利避害之本能有关,即所谓“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反正都是一死,揭竿而起即使失败,也死得壮烈,何况兴许有成事的可能。求生存本能动力驱动造反,生死抉择罢了,这与“文化”有神马关?
按《天道》台词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皇恩浩荡的文化,他的实用是以皇天在上为先决条件……”(宋鲁郑也说“文化是制度之母”)可笔者要问:这种文化之母为何却孕育或“决定”出孙中山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呢?难道不是因为中国积贫积弱、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中华民族受列强欺凌、百姓民不聊生的现实产生革命之动力?尽管辛亥革命不够彻底,出现种种曲折和变故,但若论“文化”,推翻帝制、实行宪政,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吗?——“文化决定论”如何站得住?宋鲁郑贩卖“文化是制度之母”又能哄骗几人?
中共建党初期选择马克思主义“造反有理”、选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看到中国劳苦大众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欲变革图强求生存谋发展使然,还是因所谓某种“文化”使然?中国文化中有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吗?
再说关于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当一个国家其公民的基本权利(人身权、财产权、言论权等)无保障,人们才会对民主、自由愈加渴望,这是人求生存谋发展的本性使然还是某种文化使然?我们看到美国人为这为那游行示威的不少,可看到过几次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
而当政治清明、政治、社会大体和谐、民生有保障,于是便有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出现,并无什么人想到“造反”——这种历史状况是当时制度实践的决定还是“文化”决定的?
而上世纪1950年代,全国55万多人蒙冤被划为“右派”成为专政对象,锒铛入狱者有之,“戴帽子”被“专政”成为任人可以欺凌的贱民者有之,联系到他们的亲属,几百万人的悲惨命运是“文化决定”还是制度(人治)决定的?他们有选择、遁逃的任何余地吗?
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同一个执政党领导,但改革开放初期,六亿神州之泱泱大国的经济远远落在飞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之后,连邓小平也感到中国似乎有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迅速腾飞,甚至使东南亚一些国家包括日本感到威胁,美国虽背地里总想掣肘中国,但表面上也还不敢过分;中国许多百姓的命运由此改变。执政党没有变换、执政党的基本理论没有变,仅仅是经济体制稍有改变,便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是观之,决定国家、百姓之前途和命运的究竟是“文化”还是“制度”?
“社会主义苏联”延续了70年,红色文化当融于国民血液中了,而且极其深广地影响到中国及东欧各国,至今在中国的卡拉OK厅里还常常回荡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苏联歌曲,可是,倏忽间红色帝国大厦轰然垮塌,且“竟无一人是男儿”为它的继续存在而抗争——前苏联“文化”为何未能阻止这样的突变?是什么使前苏联的国人做出来后来的制度选择?“文化”?
再说,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同属亚洲文化大系,甚至与中华文化血脉相连,韩国甚至还与我们争中华文化的某些正宗地位。然而,他们在并未摒弃民族文化的前提下,以不同程度选择了大体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日本不仅不排斥中华文化的某些精华,甚至比我们更重视,更未搞过什么“批林批孔”运动,而在制度上却几乎全盘西化——试问,文化决定了这些国家、地区的命运和制度选择了吗?而决定这些国家、地区迅速发展命运改变的是文化还是制度呢?
笔者所言,并非要证明文化对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价值选择毫无意义毫无影响,笔者要说的是,把“文化”或曰所谓“文化属性”视为决定命国家、民族命运的根本因素,事实证明这是不靠谱的。而《天道》的作者让作品主角丁元英居高临下玩深沉,嘲讽国人的民主诉求为“给共产党开民主药方”,大呼“民主不是万能神丹”,引导人们不去关注具体和当下,而去关注似乎高深莫测的“遥远的救世主”——所谓“文化属性”的“天道”,这种所谓文化决定论岂能不说是一画蛇添足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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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 2008-12-08 发布 / 2022-04-24 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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